中国新闻周刊消息，一场关于总部经济的争夺战，正在各大城市间上演。
近日，深圳发文鼓励跨国公司入深设立总部企业；南昌出台政策支持总部经济发展；长沙则公布了首批总部企业名单。
此外，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也陆续发布政策，支持总部经济发展。
对于总部企业的争夺态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城市意识到，只有高净值产业，才能留住高净值人才。
在白热化的企业总部争夺战中，谁会是新一轮获胜者？
各地热捧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争夺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白热化。
3月27日，深圳市发布《深圳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对在深圳设立总部的跨国公司给予丰厚的奖赏。
根据此次发布的办法，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万～3000万美元之间的，深圳市将给予300万元人民币奖励；在3000万～5000万美元区间的，将给予500万元人民币奖励；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可获得600万元人民币奖励。
同一天，广州市天河区也发布重奖总部企业的相关政策。比如，规定软件业的“链主”企业最高奖2亿元，高端专业服务业最高2000万元奖励。
除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城市也加入到这轮总部经济的争夺之中。
南昌市3月发布的《南昌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显示，自注册之日起，两年内在南昌实缴注册资本在1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按照实际到位资金的3%给予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落户奖励。
除高管外，不少城市还将奖励延伸到普通员工。
3月，长沙市发改委公布了首批总部企业名单，共计55家。根据2020年发布的《长沙市关于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被认定为长沙总部企业的员工，可享受长沙户口同等购房政策。长沙市一向严控地产市场，相关政策无疑潜藏了可观福利。
2020年底，西安市发布的《西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若干政策（修订版）》，在落户政策、人才引进政策、员工医疗保障政策、员工子女教育政策、住房等方面也为总部企业员工提供众多奖励。
此外，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也陆续发布了支持总部经济的重磅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研究员张文魁表示，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争抢企业总部，不仅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回流，还是促进本地经济升级转型的重要举措。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产业分工方面，过去国内二三线城市主要以制造环节为主。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各大城市都期待转型升级，拥抱研发、营销设计以及高端的商务活动等环节，把制造环节的工厂，向城市的外围或开发区迁移。
近年来，总部经济之所以被热捧，重要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和高铁网络，为这种“异地办公”提供了便利，比如实时的视频会议。
分析认为，随着高铁网络逐渐完善，上述分离还将继续加速。
二线城市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榜单中，我国二线城市可以说毫不起眼。即便是以高校众多、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武汉、成都，上榜的企业总数也寥寥无几。
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总部，并非高度集中于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
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企业总部数甚至高于旧金山、洛杉矶等超大都市。
美国的二线城市亚特兰大，不但汇集达美航空公司和可口可乐这样跨国公司的总部，近年来随着科技公司的迁入，获得“南硅谷”之称。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聚集了波音、微软、亚马逊的总部，以及谷歌、英特尔、IBM的研发中心，房价均价不过纽约的40%。
与此同时，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因受困高房价高成本，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奥斯汀和亚特兰大。
随着企业总部的散点化扩撒，美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出现流失。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几年，纽约每年有大约20万人流出，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
发展较为均衡的欧洲，高科技公司呈点状分布。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小城市德比。大众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人口仅12.4万。世界闻名的光刻机公司阿斯麦（ASML），总部位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
而发展中国家印度，不论是跨国公司总部还是本土大型公司总部，都高度聚集于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本国超大城市。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多家顶级VC机构联合发布的面向中国早期企业的薪酬调研报告显示，与过去两年相比，2019年参加调研的B轮公司在公司总部分布和人员分布上，有近14%的公司总部和30%的员工分布在除“北上杭深”外的其他二线城市，办公地点明显下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严格人口控制政策下，北京、上海也出现人口减少现象。以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观之，国内二线城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机会即将来临？
张文魁分析，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看，二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迎来契机。一方面国内不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日益缩小；另外一方面二线城市本土企业快速崛起，这些公司的总部功能慢慢从原来生产厂家的产区中分离出来。
角力“第二总部”
巨大机遇让不少城市二线城市摩拳擦掌。大型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更成为不少城市最重要的目标，在吸引政策上的偏重显而易见。
比如，南京出台的《2019—2020年新增100家总部企业行动计划》中对总部企业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母公司须为世界500强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大型央企、中国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分别设定不低于3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资产总额标准，对行业领军企业设定行业排名前十且资产总额不低于10亿元的标准。
不过，近年来不少知名的新经济产业，仍然选择落户北京、上海，比如世界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公司特斯拉。
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陈及分析，从世界500强企业选择看，北京、上海仍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北京、上海聚集了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张文魁也直言，在总部选择上，企业决策者会综合考虑各种成本。尽管二线城市在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方面占据优势，但在集群效应和配套优势方面，一时仍然无法与一线城市较量。
张文魁分析，对于二线城市而言，发展总部经济的关键在于错位发展。“即使谋求行政总部、管理中心不现实，但可以谋求功能性总部。”他说，比如不少大型公司，即使行政总部在北京、上海，也会考虑将研发总部放在高校资源集中的武汉、西安等城市。另外，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少大型公司会设立西北总部、东南总部等区域性总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大型公司开始谋局第二总部和区域性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
此外，小米将第二总部设立在武汉，并且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华为在武汉设立研发中心，在西安、南京等城市也相继落子。
总部经济vs成长型企业
区域性总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即使吸引来大型企业区域性总部，对本地新经济整体发展，又有几分助力？
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不少互联网头部企业乐于在省会城市设立区域性总部，享受当地优惠政策，但与本土崛起公司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
招聘网站BOSS直聘在招岗位显示，在武汉，本土互联网公司斗鱼在招岗位367个，腾讯武汉分部则是55个岗位；在长沙，本土互联网公司兴盛优选在招职位427个，芒果TV 371个，而腾讯长沙分部则是14个；而在成都，本土互联网公司极米在招岗位339个，而腾讯在成都分部招聘岗位则只有8个。
张文魁分析，争夺总部企业拼的并不是一次性的补贴，而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
陈及也直言，二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真正的机遇在于“成长型”企业。这些企业所处的阶段，正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在新一轮竞争中，地方政府一定要考虑本地产业特色是什么，本地能够吸引什么样的总部企业，然后在培养这些总部方面下功夫。
“像在武汉建立第二总部的小米，属于典型的科技成长型企业。最近小米要造车，武汉本身强大的汽车产业基础可以成为小米强大的助力。”陈及分析。
对新经济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
在吸引，培育成长型产业集群方面，近年来合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以目前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仅2020年到现在，合肥布下一系列“大手笔”。
2020年10月，蔚来中国总部在合肥正式启用。
2020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与吉利控股在合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吉利新电动汽车公司或入驻合肥。
2020年8月，威马在合肥设立威马智能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不久后，合肥参与了威马的D轮融资。
2020年5月，大众入股合肥本地企业国轩高科与江淮汽车，进一步扩张新能源产业版图。同年12月，大众合肥制造基地正式开工，这里将开发基于MEB平台打造的全新纯电动产品。
而今年1月，合肥与零跑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再次布局新能源汽车，零跑或将在合肥建设第二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市政府官方信息显示，仅2020年初至2020年9月，合肥新增户籍人口12.3万、流动人口14.2万。
“吸引新经济企业区域性总部固然是一条捷径，但是吸引、培育城市内生的总部产业集群，才是最好的出路。”张文魁分析。
原标题：总部经济下沉，成都、武汉、南京、杭州谁能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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