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达信在自家院子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摄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很多人相信那是欧·亨利讽刺小说的现实版本：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为了到监狱里吃上饱饭，不惜以身试法。
2008年，69岁的湖南老人付达信的举动就是这样被媒体记录的。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广场上，他当众实施了一次抢劫，随后因抢劫未遂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13年后，这个老人怎么样了？
最近，在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见到了82岁的付达信。他住进了新的房子，算上养老金和特困补助，每月能得到近1000元生活费，能吃喜欢的鱼肉、面条和糯米饭。
“我现在自由了，想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他笑着说。
对这样的生活，付达信表示自己从未想到。
因为“入狱养老”，这个老人的姓名成为网络百科的一个词条。他并不避讳那段经历，这些年里，向不少人讲过当时的过程。
他说，当年抢劫是因为觉得“没有路走”了。作为一名“五保”老人，他当时收到的供养金是每年600元，“每天一块六毛钱，吃什么？”
2008年秋季，付达信计划制造一次抢劫来产生影响，以提高“五保”老人的待遇。
之所以选北京站，是因为那里人多，“容易引起注意”。
考虑到会因抢劫入狱，他事先准备了冬衣。
2008年9月7日，付达信乘火车抵达北京站。他在车站附近花40元住了一晚旅馆，打算第二天先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抢劫则是两天后的计划。
第二天，旅馆闭门谢客，他找不到新住处，将计划提前了。他吃过午饭，喝了二两北京二锅头，提了行李回到了北京站广场。
在午后繁忙的北京站，这个身高只有1.5米、体重不到100斤的老人，并不引人注意。
虽然有所准备，真要去抢劫，他反而有些害怕。他不知道此举会被判几年刑，也不了解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
付达信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位警察模样的人，考虑的是“警察不打人”，但还没等他付诸行动，对方就走开了。
为了避免被男性打，他决定选择一位女士。“我看见一个女的站在窗口买票，穿蓝色衣服，拿着三五百块钱的样子，我抢了一张来。”付达信拿起一张纸，对记者比划着说，“我抢了一个角”，那张纸币的大半部分还在原主手里。
当时，他希望对方能喊警察，但那位女士什么都没说，带着残缺的纸币，转头继续排队。他的第一次抢劫宣告失败。
付达信只好走开。在广场西侧的花坛边，一位年轻女士从他身边走过。付达信径直上前去抢她的挎包，二人互相拉扯，僵持不下。
付达信体力不支，渐渐败下阵来。为了让对方喊来警察，他拿出水果刀晃了几下。这一次，他如愿以偿。
“我拿刀的目的是构成犯罪。”付达信对记者解释。
一位律师当时这样评价：“在法治国家，无论主观动机如何，犯罪都应得到惩治，抢劫为了反映问题、养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
两个多月后，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定，付达信的抢劫行为属犯罪未遂。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判处其两年有期徒刑，处6000元罚金。
付达信对记者回忆，在法庭上，他对法官说：“该判多少判多少。没什么讨价还价，敢做敢当。”
他认为，自己走到那一步是迫不得已的。供养金太低，他认为社会不公，多次去讨说法。“我以前为了生存也劳动，又不偷着吃抢着吃。这个‘蛋糕’都给你们吃光，我们就不能吃？”
在同龄人中，付达信算是识字多的。他在1957年读完高小，考上了县里的林业中学。后来学校停办，家里没钱供他继续读书，他不得不回家种田。
年轻时，他四处打工。至今，他仍能记得那外出讨生活的种种细节：在青海修过铁路，在福建当过伐木工人，在江西做过搬运工。1986年，他在云南瑞丽的一个县城养鸭子，用挣到的钱在家里盖起一间砖瓦房。但有一次，鸭子中毒死了大半。在亲戚帮助下，他又去广西桂林卖蔬菜，干了一个月，卖不过本地摊主，亏了几千元。
56岁那年，付达信回到老家，生活日渐拮据。从2003年开始，他领取一年300元的“五保”补助，2007年这笔补助涨到600元。他认为太少。
为了谋生，他在农村集市上做过一些小生意，一天只能挣几元钱。村里还有他的八分地，但他觉得自己老了，没有力气种了。
直到2008年，付达信还尝试过外出打工。他跟同乡去广西柳州收废品，花300元买了一辆三轮车，去不同店铺收废品，三天没赚到一分钱。此时，他已69岁，未婚，对养老忧心忡忡。他的积蓄还剩2000元左右，预计“还能花一年”。“老鼠（还知道）今天把东西放在洞里，明天吃。人吃完了怎么办？”
考虑了一个月，他决定通过一次抢劫“引起关注”。
如他所愿，那次抢劫引起了关注。付达信先是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后来又被送到监狱服刑。当他入狱，不少狱友已从新闻里得知他的遭遇，对他表示了同情。
付达信至今记得，他的70岁生日是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天，狱警端来鸡蛋和面条，点了蜡烛，十几位狱友给他庆生。
他不知道狱警为什么给他过生日。有犯人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狱警说，你们是什么？他是故意入狱。
付达信始终认为，自己在监狱里遇到了好人。作为监狱为数不多的老年人，他常收到狱友送的礼物，有人送奶粉，有老乡送鸡蛋，出狱时他还收到了10盒烟。
关于监狱生活，他记得每天都能吃上肉，年三十晚上有甜酒煮鸡蛋，正月十五有元宵供应。他被分到“老残班”，不用劳作，每天吃完饭去活动室看电视、看报纸，放风时去篮球场看年轻人打球，去花园散步，和狱友聊天。
他在监狱里做了人生的第一次全面体检，查出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炎、肩周炎、脑萎缩、贫血等多种疾病。为了治疗前列腺炎，他住过监狱医院。
2010年3月，付达信提前半年出狱，比入狱前胖了十几斤。
接他出狱的是侄子付国民，村里出了500元车费。他被送到灵官镇敬老院。这是一座四合院式二层楼房。院长费文秀对记者说，敬老院里住了56名老人，两人一间。老人多在8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有的住了20年。
许多老人存在身体或智力上的缺陷，或者因丧失劳动能力来到这里。还有的觉得生活太孤独，到这里有伴，能吃上热饭。老人每月有一笔集中供养金。如果有老人生病，敬老院会雇车将病人送去医保定点医院治疗，住院费用全免。
灵官镇民政干部曾亚平介绍，灵官镇现有256位特困人员，敬老院床位很紧张。
付达信出狱后，受到特别照顾，住进了敬老院。费文秀记得，付达信喜欢看电视，偶尔跟人打打牌，输了钱要把钱赢回来才肯罢休。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后离开。他说自己牙齿掉光了，吃不惯那里的饭。他也承认，离开也是为了拿到供养金，“我出来钱就归自己了，想吃啥吃啥”。
祁东县民政局介绍，全县现有特困人员6386人，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供养形式。
祁东县城乡和住房建设局则介绍，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分散供养的特困老人可按照相关程序申请建房。现行补助标准是，县级按照每户2.6万元统筹拨付至乡镇，再由乡镇根据贫困类型、贫困程度实施差异化补助。
受惠于这项政策，付达信在侄子付国民的三层楼房后面，建起了一栋小平房。周围遍布农田，种着水稻、烟叶和油菜。十几只鸡叽叽喳喳跑来跑去，为防止鸡进屋，付达信在门口摆放了一块长方形木板。
盖房花费近10万元，一部分由政府补贴，其余由侄子垫付。为了省钱，房子外墙未贴瓷砖，水泥地上摆放着旧家具，装了一台空调，但付达信舍不得用。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将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与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制度统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其中提出，特困人员的标准分为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两部分，并规定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应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
2020年，祁东县特困老人分散供养金增至每月540元，集中供养金增至每月780元。
2018年3月，祁东县民政局为特困人员购买了护理保险。根据医院等级和护理类别的不同，护理费用分为每天60元到150元不等。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全护理对象每人每月400元，半护理对象每人每月200元，护理费用发放给护理人员。费文秀称，这些钱请不到专业的护理人员，在敬老院，他们只能请院内的老人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费文秀认为，乡镇一级敬老院急需加大对失能老人护理费用的投入，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配备无障碍卫生间，还需要扩建敬老院。
同其他特困老人相比，付达信在很多方面享有优待。他每月能拿到780元集中供养金。每年春节，当地干部还会给他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付达信对现在的生活表示基本满意，不过，他的一个愿望是医保覆盖面更大。他需要服用治疗冠心病、腰椎间盘突出、贫血等病症的药品，因此希望这些药品都能纳入医保用药。
“活一天算一天”，他已开始就身后事做打算：花30元拍了一张照片，用相框裱起来；口述了一份遗嘱，去县城打印了出来。
在遗嘱里，他交代后辈，为了省钱，办丧事不准请道士念经，不准唱夜歌，不准烧纸屋，不准用高级香烟。但要请当地最好的渔鼓班子唱两晚。这是当地一种曲艺，多在红白喜事场合演唱。“一辈子最后一次，希望给人家看看（我的事）。”遗嘱里提到他在北京的经历，并留下了报道过他的几位记者的电话，以“证明这个事件是真实的”。那是他人生中受人关注最多的时刻。
回首这一生，付达信评价自己“碌碌无为”，他将原因归结为“命运不好”，没赶上好时代，求学时错过招工，去福建伐木曾被遣回户籍地，做生意被当成过“投机倒把”。他觉得如果生在今天，自己肯定能够结婚成家，也不至于“没有工打”。
无论如何，他对安稳的晚年感到知足。
眼下，他希望能够保持生活自理能力。每天吃过早饭，他喜欢去距家一公里外的农资店坐着，与人们闲聊。很多人并不认识付达信。他只是一个看起来瘦小、温和的普通老人。
原标题：那个“入狱养老”的老人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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