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指南》（1937）

杨世才先生（1896-1950年）是重庆1940年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四川乐山人，郭沫若的中学同学。1915年华西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参加巴金、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回重庆创办重庆书店，和早期共产党人士王维舟、萧楚女、漆南薰、恽代英均有交情。

1937年抗战爆发，定重庆为陪都。为了让蜂拥而至的下江人熟悉重庆新都，杨世才从1937年到1948年，年年出版一本类似于今天城市黄页手册的《重庆指南》，共出版12本，影响巨大，他还编选出版了一本重庆方言《言子选集》，被誉为“第一本重庆言子书”。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杨世才及其民国《重庆指南》《言子选集》背后的故事。

黄页

杨世才次子杨泽正先生在《追叙父亲杨世才的点滴记忆》中曾谈到《重庆指南》的情况。“抗战时期，父亲编撰的《重庆指南》一书很受下江人欢迎，该书由国民党元老吴雅晖题名，经常脱销，需要再版，从1937年至1948年每年出一本，因而我家也维持了一个小康水平的生活。”

杨世才编的这本《重庆指南》，就是最早的重庆黄页。黄页即一个城市的市民和游客消费指南及工商企业名录，国际惯例用黄色纸张印制，故称黄页，也是大城市的一种标配。我手头有两本杨氏《重庆指南》复印本。一本是1937年初版本，全名《重庆指南——暨重要工商行名录》。封面右侧可能是杨世才亲笔竖题一行毛笔字：“未经倭寇大轰炸前之重庆”。封面广告是南洋巨商胡文虎“虎标四种良药：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水快清”，系家用常备药品，广告结构，非常草根、纯朴。

1939年那本封面封底广告，则变成了可能是当时最高端的广告：一个是中国航空公司“飞行西南各地，安全、迅捷、舒适、搭客、载邮、货运”；一个是中央储蓄会“本稳、彩多、利厚——特彩二万六千元，每月开彩一次”。

《重庆指南》的编辑部设在南岸。杨家本来在城中开书店，1937年日机大轰炸，店毁家破，全家辗转南岸弹子石、黄桷垭，最后定居真武山。“父亲编撰的《重庆指南》，在逃难到重庆来的下江人中很受欢迎。父亲交往的朋友中，也有不少当了官的，像工商界的卢作孚、胡子昂、温少鹤、刘航琛，还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这些人也为父亲出版的《重庆指南》打广告提供了方便。”

起源

《重庆指南》起源于1933年杨世才和好友唐幼峰承办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他可能是重庆最早的会议承办商。中国科学社是民国最大的科学家帮会，创始人是重庆人、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全国100位一流科学家云集重庆，急需一本城市黄页，向他们介绍这座地偏西南的水码头。

杨世才在《重庆指南》初版“编者小言”中说：“民国22年（1933年），唐幼峰为本店编重庆旅行指南一书，动机是为了中国科学社到渝开年会的缘故。次年又有信托公司的重庆指南，详细得倒像年鉴又不大全似。…自从抗战开始。国府移渝，民族与复兴根据地的本市，一时蔚为各种事业的中心，各省市到此间来的人士，源源不绝。”

为中国科学社年会编的重庆旅行指南，实为《重庆指南》雏形。“起初以为既有两书可作蓝本，轻而易举，心里自然胆壮，满以为一席剪刀浆糊便可了事，结果实际上哪里是这回事？从11月半着手调查，收集材料，经过整理、编稿、付印、校对，当中，国府各部会院继续迁渝，又需等待各处的地址决定后，才可以加得进去。”

《重庆指南》编写之际，正是重庆从一个老码头向战地首都升级之时，编务忙乱、紧急，虽然有助手李杰、范毓兰两君，但重要的一些资料，只有他自己出马搞定。

城区

《重庆指南》的编排结构，是中国旧式方志和国际现代黄页的混合体，应有尽有。

目录分疆域、气候、户口、公共事业、经济、交通、经济概况及食宿游览、名胜古迹、专门人才、重要工商行名录十大类。其中“公共事业”包括从大学、幼稚园、补习和民众学校在内的各种学校，还包括商人、工人、文化、慈善、宗教、自由职业等团体，而寺庙庵堂、医院、图书馆、报社、自来水、电力、消防，更是“公共事业”最明亮的部分。

“经济”分目中的银行、钱庄、储蓄会、交易所、保险、贷款所；“交通”分目中的水道、旅行社、轮船公司、报关行、转运公司、堆栈、华洋商轮一览表、上下游轮船票价表、力夫搬运行、滑竿和出租汽车价目表、木船、揽载木船、渡船、拨（驳）船、游船、渔船、救生船、陆道车站、航空公司及机场、邮电、电报、长途电话、市电话，乡村电话，非常丰富，令人眼花缭乱。

从戏园、电影院、俱乐部、游览场所、名胜古迹到菜市、公共厕所，还有中西医、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书画金石家等专业人材，加上最后共85种行业的“重要工商行名录”，《重庆指南》展示了1937年之际重庆蝶变为战时大都会的陪都侧影：江湖告急，风生水起，骨骼清奇。

十几年前，还土得掉渣，也是苦出身：在“疆域”里，杨世才写道：“重庆在民国12年（1923年）以前，废府留县，县城即古巴县治，属东川道，重庆仅为商埠名称而已。民国12年二月，设市政公所治重庆市。15年（1926年）六月改市政公所为商埠督办署，同年11月又改为市政厅，18年（1929年）三月乃改为重庆市市政府，现刻首都所在闻有改特别市之议。”

在“城区”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城门形态，“重庆有城门17个，九开八闭。其中自临江至朝天，当嘉陵江岸；自朝天至南纪，当扬子江岸。唯有通远一门临陆，为赴成都马路之起点。今临江、千斯、朝天、南纪，各门均已拆去，改修马路，并于千斯与朝天中间修筑嘉陵码头及朝天门码头。通远城门尚存，然门旁城墙已拆毁，可与马路相通，虽有若无矣。”

战时

1939年那本“指南”，在杨世才手绘两江城区图前面，是34页收费广告页面，每页上方镶嵌着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除第一条“民族更生，复兴指南”外，其余每条，战时气息浓得化不开：“战下去！战下去！战下去！服兵役不论贫富、有钱的出钱，还要出力、肃清一切主和的民族败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

1939版“指南”之“经济概况及食宿游览”中“生生花园”一则，非常有趣。生生花园即今李子坝抗战公园高显鉴（跟前面说的中国科学社老大任鸿隽一家有姻亲关系）公馆，属于抗战陪都最高级的商业会所，蒋宋夫妇在此接待过印度老大尼赫鲁。杨世才写道：“生生花园在牛角沱江岸高岩上，当成渝公路之旁，为生生农产制贮有限公司之农场及办事处，最近开始修葺，辟为花园，以供游览，内设餐厅及饮冰室以推销该公司之出品。惜乎正对西晒，美中不足。”

文、图片翻拍/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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