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天起,渣滓洞的难友就开始做特务的策反工作。对于狱中策反,必须慎之又慎,曾经有许建业烈士血淋淋的教训作前车之鉴。但刚开始做策反工作时,难友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肖中鼎(越狱脱险)曾经去做徐贵林的工作,徐贵林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天生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告诉你,就是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难友们及时终止了对徐贵林的策反工作,这只反动透顶的“猫头鹰”后来组织杀害了江竹筠烈士等人,并亲自指挥了“11·27”渣滓洞大屠杀。
但是,看守特务内部也并非钢板一块,也并不都是徐贵林这样的。经过一番考察,区别对象,选择因生活贫困误入歧途的小特务,或人性尚未泯灭愿意弃暗投明的部分人员,主动接近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前途、形势教育,赢得信任后,争取他们为难友做事,勾通狱内党员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营救出狱)首先从看守黄茂才身上打开了缺口。
黄茂才192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黄茂才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1944年为了逃避抓壮丁,托人介绍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家里做杂务,刘重威看他平时除了做事就是看书写字,人也老实,就介绍他到二处做司书抄写文件。1947年川康绥靖公署撤销,黄茂才被合并到重庆行辕二处,去报到时,因为没有参加军统组织,差点丢了饭碗,后来因为是刘重威的关系,徐远举勉强留下他,并于1948年4月安排到渣滓洞监狱做看守员。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初到渣滓洞时,黄茂才对“犯人”们也很严厉,甚至有时还要骂他们。过了两、三个月,对这些“犯人”们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后,黄茂才紧张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发现这些人大多数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而且女牢里还关有江竹筠、曾紫霞等年轻柔弱的女性,平时他们也很团结互助、对人彬彬有礼,这些人哪像要杀人、放火的样子呢?慢慢地黄茂才开始喜欢同他们摆龙门阵了。难友们利用这些机会做黄茂才的工作,特别是江竹筠、曾紫霞因为与黄是同乡,更是从思想上开导他,生活上关心他,她们给他织毛衣,平时缝缝补补的小事更是替他代劳,在同他们的摆谈中深感压抑的黄茂才倾吐了心中的不满,难友们开始大胆地向黄茂才进行教育策反工作。
不久,有难友要黄茂才带一些信件给家人,几次以后都没有出什么错,难友们开始将一些重要信件交黄茂才带出狱,黄茂才总是准确地将信件带到,还带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药品,黄茂才多次化名为黄克诚、张力修等先后给江竹筠、曾紫霞、陈作仪、胡其芬等难友带出信件20余封,还给江姐带回云儿的照片。1949年春节,黄茂才利用自己当班的机会,帮助难友们在狱中举行了一次“春节联欢会”,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因为同难友们太过接近,特别是有一次安排难友李玉钿(营救出狱)同她弟弟在自己的寝室见面被人告发,1949年10月,黄茂才被遣散回家,但一直拖到11月下旬才离开,并带出了胡其芬给党组织的“最后的报告”。黄茂才解放后任荣县政协委员。
渣滓洞狱医刘石人,天津人,生于1911年,他有文化却不大关心政治。毕业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和青岛医学院。1948年初到重庆,4月,被派到渣滓洞开设分诊所。刘石人为非军统人员,不受徐远举节制。刘石人到渣滓洞时,正值因《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几十名“政治犯”陆续关进渣滓洞监狱,原本狭窄的牢房更显得拥挤不堪。时值春季,疫病流行,通风不良的牢房极易引起流行病大爆发,再加上许多“政治犯”刑伤得不到治疗,情况恶化。刚到渣滓洞时,每次去给受刑者疗伤,刘石人看到那些皮开肉绽的身体都止不住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都打成这样还不招供。”生性善良的刘石人只是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尽责地为“政治犯”们治病。
时间长了,刘石人才知道这些“犯人”中有教授、记者,有银行经理,有富家公子,很多人都相当有社会地位,完全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经过交谈,他发现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狱中同志及时发现了刘石人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也有针对性地对刘石人作工作。
有一天,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走到门口,胡其芬假装一个踉跄,象要摔倒似的一下扑到刘石人肩上,同时很快在刘的右肘处塞了一个纸团,当时两个人都挤在门框上,旁边的人都笑起来,刘石人掩饰地说了一句:“好险啦,差一点摔倒了!”迅速地将纸团藏好。看完病配好药,刘石人又把药送到每一个牢房,当到女牢叫病人拿药时,胡其芬主动过来说:“医官,我来为病人服务,帮你发药,医官你也是为病人服务嘛。”接过药的同时,又将一张纸条塞到刘石人手中。晚上无人时刘石人展开纸团一看,一张上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们向你致谢!”第二张条子写的是:“医官,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从此,刘石人开始为难友传书递信。
1949年3月的一天,看守人员来叫,楼下一室有病人,刘石人赶紧去看。走进牢房,见胡春浦(营救出狱)半躺半卧在床上,盖着棉被,很痛苦的样子,刘石人忙问:“你怎么了?”胡春浦把刘石人的手拉到棉被下说:“医官,你给我摸摸脉吧。”趁机把一个小包塞到刘的手中,并低声说:“交张秀贞(难友,此时已出狱)”第二天,刘石人专程进城,将小包转交给张秀贞。原来,这是狱中难友为了使蒋介石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无可抵赖,拟的一份渣滓洞、白公馆在押300名政治犯的名单,准备由刘石人带出后转寄香港报纸刊登。可惜,这份名单在寄往香港时,被邮检查出。徐远举闻迅大怒,下令层层追查,把渣滓洞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个名堂,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除了送信以外,刘石人还自己拿钱买食品和药物给难友,他还利用医生的职权,开了不少保外就医的证明,使部分难友得以出狱。
解放后,刘石人被安排到西南农业大学卫生科工作,1980年病逝。
经过难友们的工作,看守唐友元、黄纯卿、赵正清、徐兴中等,也为狱中革命者多次送信,但这些人却是重金买通,为追逐厚利而来。明知受命者动机不纯,只不过事急无奈,委托者有意暂时利用而已。
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考验革命者的毅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需要更讲究斗争的策略。看守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只有摸清他们的情况,对症下药,经过铁杵磨成针的艰难过程,水滴石穿,才能达到目的。狱中被策反的看守人员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说明,难友们的工作是成功的,保存了革命力量,并极大地丰富了狱中对敌斗争的内容,为我们今天研究革命者狱中斗争经验提供了宝贵材料,也让我们看到革命者在危急时刻的大智大勇和对革命事业的坚贞。
原标题:渣滓洞的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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