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联线消息，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民意机构，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民政府“遴选”的中共七参政员之一的董必武，为了驳斥国民党的造谣攻讦，以正国统区各界的舆论视听，且看他在参政会这个舞台上的斗智斗勇！
1938年董必武同志在重庆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作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统战工委书记、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中共党内著名五老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是在陪都重庆驻守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1943年6月，由于工作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偕邓颖超等回延安，董必武留红岩全权负责中共在重庆的工作。
这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乘势掀起了抗战期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一方面组织特务在西安街头大叫 “取消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调集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但由于中共执行“在政治上充分揭露，在军事上充分准备”的方针，加之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才收敛而未敢“打下延安”。同年9月6日至13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了对中共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和“暂时拖，将来打”的长远策略。
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将于9月18日召开，而此时中共的七名参政员，只有董必武一人在重庆。
董必武还得到情报，国民党将在这次会上作反共宣传和决议。董老个人单枪匹马，是否出席这次会议，他在思考着。
16日，一篇声讨中共的社论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出笼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预兆：一场反共的闹剧将在参政会上演。
同日，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董必武出席参政会，并授权董老“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或会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据具体情况行之”。
国民党方面因为心里有鬼，怕董必武不出席这次参政会。17日一大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就跑到曾家岩50号。寒暄之后，王世杰说明来意：
“必武兄，参政会明天就要开了，怎么还没见你来报到呢？”
“还早嘛，我人在重庆，就并没有打算不出席。但是听说你们要在会上声讨我们，那我又何必去自寻烦恼呢？”董必武故意刺探道。
“据我所知，政府绝没有要在会上声讨你们的意思，我保证。蒋主席也不会在会上说什么，至于其他个人意见在会上恐怕难以避免。必武兄，但愿明天能在会上见到你。”王世杰再三劝他的湖北老乡一定要出席参政会。
当天傍晚，董必武去参政会秘书处报了到。
第二天上午9时，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如期在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召开了。会议的前三天竟出奇的平静。但是大会主席团在议事日程安排上的一个细微的变化，却引起了董老高度警觉。那就是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军委会第一个作的军事报告，被安排在了大会的第四天下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闹剧可能在后头。董老决定以静制动，拭目以待。
21日下午举行的第五次大会，该何应钦代表政府作军事报告了。果然不出董老所料，会议主持人、参政会副秘书长周炳琳突然宣布：“今天下午的会涉及军事秘密，请各位记者离席，不准旁听。”又一次违反惯例，事有蹊跷，董必武严阵以待。
记者们刚刚走出会场，何应钦就迫不及待地作起了他的军事报告。没有了舆论的监督，何应钦的胆子似乎大多了，大讲特讲中共和十八集团军几年来的种种“不法行为”。诸如：“不顾大局，扩充实力，袭击友军，破坏抗战，割据地盘，破坏统一，滥发钞票，扰乱金融，种植鸦片，破坏禁令”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简直就是犯了滔天大罪，罪该万死。何应钦滔滔不绝，还援引了江苏韩德勤被新四军拘捕、山东国军于学忠部被十八集团军袭击、秦启荣被击毙等事例。讲了近两小时。咄咄逼人，大张挞伐。末了，何应钦还很宽大为怀：“希望中共和十八集团军实践诺言，放弃割据，不再袭击友军，以期军令政令之统一，在蒋主席领导下，共同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何应钦的军事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声讨中共和十八集团军的动员令，整个会场充满了火药味。
董老静静地听着，没有起来抗辩一句，他默默地记着何应钦的攻击“要点”，准备着反击的材料。
一俟何应钦讲完，董必武立即按照议事规则提出质询。
“今天很荣幸，听了何总长的报告，可惜何总长刚才在讲到十八集团军时，只讲该军同友军如何摩擦，而竟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好像十八集团军就是为与友军摩擦而成立的部队，除了与友军摩擦外，再没有别的事情可说了。”董老话中不无揶揄。“5年前，十八集团军奉蒋委员长之命，深入敌后作战，其艰难困苦之状，大家是知道的……然而政府4年多没有补充十八集团军一颗子弹，3年没有发一文钱，但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牵制住日寇十几个师团的兵力。这些成绩，难道不值得一提吗？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对中共和十八集团军几十万人抗战成绩的抹杀，是对敌后几千万人民抗战的冷漠和蔑视。”董老理直气壮，先声夺人。
“其次，何部长说摩擦，只讲了摩擦的现象，而没有谈摩擦的原因，有的仅是片面的，有的甚至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接着，董老就何应钦所讲的几件摩擦事件一一公布“摩擦”真相，叙述客观事实，澄清是非曲直，以正参政员们的视听。最后，董老问道：“所有这些，我们都曾向军委会、何总长及张治中部长有过详细的汇报，不知何总长是否看过，如果看过，又为何只字不提，凭空胡诌呢？”
何应钦呆坐在主席台上，面带窘相，闭口不语。
“至于说陕北种鸦片，这纯属谣言。我们敦请全国全世界公正人士去调查，至今尚无人去，但有一点大家是知道的，那就是烟粮争地。凡是种鸦片的地方，就不能产粮食。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粮产不佳，且被重重封锁。近两百万人口——老百姓自身要吃粮，此外还有军队、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等，需要不少粮食。但边区不仅自给，还可供给驻在榆林的友军。如果种了鸦片，哪里来这么多粮食呢？何总长反观贵州，那里地广人稀，但粮食奇缺，就是因为那里是全国有名的产烟区。想必何总长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吧？不料何总长也轻信谣言，竟以边区种鸦片相责，真不知用意何在？”
最后，董老讲到了“政府对中共和十八集团军的宽大为怀”和“蒋主席的公与诚”。董老仅仅举了药品的例子：“友邦援助我国的大量药品，十八集团军4年多没有领到一片。外国朋友专为十八集团军募集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又被扣3年，至今尚不发还。这难道就是政府的宽大为怀吗？蒋先生向以‘公’与‘诚’号召中国，若政府真能做到，则中国的事没有弄不好的，抗战建国大业没有不会成功的。不知何总长有此同感否？”
按照参政会的议事规则，参政员对政治、军事报告的质询，应由报告者本人答复。可刚才还气势汹汹、神气活现的何应钦，在董老列举的大量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和强有力的质询下，竟至无言以对，一脸尴尬相。
会场出奇的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
突然，国民党参政员的席位开始骚动起来。国民党参政员、CC分子王普涵、李汗鸣、王亚明3人起身离座，对董老的质询无端指责，大加抨击。董老强压怒火，待王亚明语音落地，愤而起身质问大会主席：“今天到底是讨论何总长的报告，还是讨论我的询问？我的询问应由何总长本人负责答复。讨论我的询问，是违反参政会议事规则的。如不能按照规则进行，我只好声明退席。”
王普涵、李汗鸣、王亚明3人不顾一些参政员的怒目相向，正在那里强词夺理，大会执行主席不知是故意放纵，还是徒呼奈何。董老见状，再次起身，环视一周后，拂袖离席，义无返顾地走出会场。陪都落日的余晖，把他那高大伟岸的身影拖了老长老长。
董老离席，会场立刻哗乱起来，一些国民党参政员责备当天下午的大会执行主席、参政会副秘书长周炳琳没有禁止董必武发言。周则回敬说如要禁止，则该先禁止何应钦。有的又责备在会前指定监视董必武的李仲、许孝炎，问他们为何不发言。而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因在会前曾向董必武信誓旦旦地保证过“政府绝没有要在参政会上讨共的意思”，何应钦的报告，使他自食其言，难以下台，竟对何应钦大发牢骚。会场乱成一团，大会不欢而散。
当晚，董老在曾家岩50号致函参政会主席团，坚决抗议何应钦的反共军事报告，郑重声明不再出席本届参政会。
第三天，董老接到参政会主席团的来信，劝董老“暂持雅量，继续出席”。董老当即回信，表示“决不出席”。一些好心的民主党派领袖也纷纷来到曾家岩，劝董老出席，但董老始终坚持着，再也没有跨进这次参政会的大门。尽管如此，董老还是被绝大多数参政员选为下届参政会的驻会委员，车马费照例又寄到了红岩。
原标题：董必武拂袖参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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