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膺“当代诗魂金奖”的著名诗人曾卓，早年以一首《门》赢得了“少年雪莱”之誉。继而，这位流亡中学生会同重庆复旦大学学子一道创办了《诗垦地》丛刊，辐射到西南与西北地区。他们不仅跻身山城抗战诗人群与“七月”作家群，日后还成为了享誉中外的当代诗坛巨匠。

笔者通过查阅原始档案与采访知情者，在此叙介《诗垦地》创办的前前后后。

《诗垦地》丛刊第四辑、第六辑

“少年雪莱”遭默退

曾卓，武汉黄陂人。武汉沦陷前夕，他只身流亡到山城，考入重庆复旦中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在广泛阅读文艺书刊中，曾卓每天必读靳以（本名章靳以，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名作家、学者与报人）先生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这是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上面常见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等名家之作。

1939年1月，曾卓送同学去延安，为此写了一首诗《别》。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文群》投稿，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

让曾卓惊喜的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大师吕叔湘在报刊上看到《别》后，专门写信与他相约：“我想与你见一面。”重庆《大公报》编辑谢贻征在评论抗战诗歌一文中，对《别》多有赞词，称作者不愧为“中国的少年雪莱”。

这年秋，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靳以，专程到学校看望曾卓，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首首火一样的诗篇，如《门》《狱》《那人》等，从他的心底迸发出来。

曾卓在重庆

曾卓的另一篇代表作《门》，写于1939年冬。《门》在《大公报》发表后，再次在文艺界与青年中引起共鸣。

著名诗人牛汉在回忆录中写道：“曾卓早年的诗，我喜欢。我是在《大公报》上看到的。曾卓在抗战前就发表诗，成名早。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辞藻的很美丽的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 

然而，由于曾卓思想过于暴露，不为当局所容。1940年春，他遭到学校默退。

校园开垦文艺绿洲

1940年秋冬之际，复旦大学学生邹荻帆、姚奔发起，在校园内创办了由12大张白报纸组成的巨型壁报《文艺垦地》。曾卓得知后，一路忍饥挨饿，徒步跋涉30公里，来到复旦同诗友邹荻帆首次相会。

邹荻帆介绍说，《文艺垦地》壁报在校园引起共鸣，同时被特务分子盯上了。第一期壁报张贴后，上面靳以先生首发的散文《红烛》，当夜被特务挖去。他请马宗融教授去训导处交涉，对方竟然说，《红烛》中的“红”，分明是歌颂“红军”与共产党。

曾卓接过原稿一看，尤其是结尾的点题之笔：“太阳总要出来的，黑夜还是要消失的！” 不禁怒发冲冠：“简直是岂有此理！这分明是一篇抒发‘蜡烛成灰泪始干’情感的散文呀！” 

曾卓与邹荻帆一见如故。此后，曾卓便在复旦大学校友服务处当职员，与邹经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卓回忆道：“在年龄上，荻帆是我们的兄长；在写诗道路上，有一阵子他是携着我们的手前行的。” 

1941年夏季的一天，曾卓与邹荻帆、姚奔、冀汸等煮茶谈诗。大家认为，壁报虽直观，但却遭到特务非难，又不易保存。姚奔建议：“我们不妨将壁报改办为一个诗刊吧！”立即得到曾卓、邹荻帆、冀汸等人附议。

曾卓手稿

要办诗刊，名称是刊物的眼睛。姚奔说：“既然是诗刊，就叫《诗垦地》如何？”大家一致认为，此刊名既承接了壁报《文艺垦地》的理念，意在陪都重庆开垦一片文艺的绿洲；又体现了诗人办诗刊的特色，让其“透出一点春天的气息和希望的亮光”。就这样，在黄桷树小镇的复旦大学里，一群青年学子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办刊物首先要有经费与注册登记。曾卓发挥自己到重庆较早、接触面广的优势，率先张罗筹措了一部分，靳以、马宗融、叶君健等老师和诗友也筹集了一部分。由于《诗垦地》登记证难以获得当局批准，他们就改月刊为丛刊。而丛刊也需要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盖章，姚奔就找到一位热心的审查职员颜泽锷（后改名颜柳）出点子，帮助稿件顺利过关。

邹荻帆在《忆诗垦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一文莫名，经费从哪里来呢？……在那时，我们既不可能登报募款，也不可以登报征稿，只能从我们自己所熟悉的师友、同学和诗友开始。我们油印了募捐收据，刻了一个有麦穗的小图章《诗垦地社》，并在黄桷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为‘三号信箱’。一开始就得到靳以老师的支持。曾卓因留在重庆久一点，他即向那些四川‘绅粮’子弟的文学爱好者中学同学筹措……” 

靳以

办刊物千头万绪，涉及到稿源、编辑、校对、印刷与发行等方方面面，而创办《诗垦地》的学子们对编辑出版业十分陌生。庆幸的是，邹荻帆找到了中共中 央南方局所属重庆南林印刷厂会计桑汀（冯白鲁，后为复旦大学学子）相助，解决了创刊号的印刷、校对场地等问题。

在师友的指导下，曾卓等人经过精心设计与辛勤劳作，《诗垦地》按照月刊32开本的版式于1941年11月正式创刊（即第一辑）。

《诗垦地》是丛刊号，按出版规定，每期须拟定一个主题名称，在封面上与“诗垦地”并排。因此，创刊号以姚奔的诗名 《黎明的林子》为刊名，主编署名为邹荻帆、姚奔。但确定选稿与排序，由大家集体讨论。有时为一篇稿件的取舍，大家争论得脸红耳赤。

在创刊号刊出的14篇诗文中，曾卓一篇富于爱国情怀的抒情诗《母》（后更名《母亲》）被列为头版头条。他以怀念自己苦命的母亲开题，继而扩展到关怀天下“被时代车轮/轧伤的女人”。最后的落脚点，则升华到历史赋予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我/无数的你们的孩子/都在一滴一滴地/抛出自己的血汗……母亲！/请相信我：/当祖国大地 /被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去叩开故居的门。” 

时为西北大学学生的牛汉回忆说：“我当年读到曾卓的《母亲》感觉到异常亲切。记得我读过后不久，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还在敌占区的母亲。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写得像曾卓的诗。’我感到有几分得意！” 

《诗垦地》丛刊第一辑《黎明的林子》呱呱坠地，所透出的春天气息和发出的希望亮光，照亮了嘉陵江畔进步文学青年的心灵，也受到了山城文艺界的广泛关注。

张白滔先生读了《诗垦地》创刊号后，立即在文学评论中给予赞评。他写道：“目前我们较好的诗刊实在太少，然而，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几个严肃新颖的诗刊。据我所知，《诗垦地丛刊》就是这几个诗刊中杰出的一种。不同于一般诗刊的是：《诗垦地丛刊》一点也不拒绝新人的作品。我没见到旁的诗刊能比《诗垦地》让出更多的地位登载新人的作品了。” 

为抗战呐喊助威

随着《诗垦地》的影响日增，作者队伍也扩大到西南、西北等地区。可让人头疼的是，原计划出月刊的《诗垦地》丛刊，因山城遭到日机轰炸，印刷厂家失信而反复延宕。《诗垦地》的第二辑《枷锁与剑》，直到1942年3月1日才出版发行。月刊成为季刊，远远不能满足诗友的要求。

负责联系印刷厂家的曾卓十分焦急。他前往成都，取得平原诗社的诗友相助，将第三辑《春的跃动》的校对、印刷与发行转移到成都进行，并于1942年5月如期出版发行。同时，曾卓与邹荻帆等联名写信向靳以求助，并将《诗垦地》寄给恩师请求指导。

此时，靳以已离开重庆，但仍兼任《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主编。他接到来函后，施以援手。除了在经费上继续对《诗垦地》予以资助外，还每月定期让出《文群》的一二个版面给《诗垦地》，既可缩短《诗垦地》出刊周期，又能扩大诗刊的影响。

冀汸忆及当年，充满感情地写道：“他（靳以）定时让出一期《文群》的版面作为《诗垦地》副页，让校园内的墙头诗有机会走向社会和广大读者见面。这群诗人的成长得到了先生最有力的支持。这是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的事情。” 

《文群》是一个纯文艺副刊。所谓“文群”，即是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倾心尽力地“来启发、鼓舞民众的心”，打破党派与地域的界限，用文学作品自身的力量，为抗战服务。《文群》每期容纳4000字，每星期出版三期。根据靳以的安排，自1942年2月2日起，《诗垦地》在《文群》副刊以专版的形式亮相，与报纸同步发行。这样一来，《诗垦地》拥有报纸与杂志两个阵地，二者长短结合，相得益彰。同时，也解决了积稿与发行。

在重庆，《文群》连续坚持了四年时间，共出版516期。其中，《诗垦地》前后出版了25期（1942年2月2日至1943年5月29日），为时一年零四个月。《文群》与《诗垦地》刊载了不少名家与文学新秀的作品，以此为抗战呐喊助威，减轻战争带给国人的伤痛，因而深受读者喜爱。至于《诗垦地》丛刊的编辑出版，因为《诗垦地》的编辑队伍在重庆，到成都校对、印刷很不方便，所以后两辑的编印出版仍在重庆设法进行。只是丛刊几乎成了年刊：第四辑《高原流响》，于1943年3月1日面世；原本在1943年8月已编辑完成的第五辑《滚珠集》，延迟至1946年5月1日才出版。到了1944年，因邹荻帆身在成都，第六辑《白色花》于年底在平原诗社同人帮助下出版。就这样，《诗垦地》丛刊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条件下，坚持了三年时间，共刊行了六辑。

靳以主编《国民公报》副刊《文群》

这一时期，曾卓既是作者，又是编者，还穿行于重庆与成都之间跑发行。他负责编辑的第四辑《高原流响》，其版本改原来的32开为16开本，封面由著名漫画家丁聪设计，风格简洁、明快、优美。杂志的体裁与内容也不断扩展，辟有诗集、长诗、政治诗、散章与论文五个栏目，共收录了24篇诗文。其中，曾卓的一首新诗《乞丐窟》，以深挚的笔触，描写了在日寇轰炸下一群不幸者的生活：“像一个摇摇欲倒的老妇人/呈露着饱经风霜衰颓而黝黑的面容。”在丛刊的第五、第六辑与《文群》副刊第11期，则刊载了他的《小城之冬》《熟睡的兵》与《疯妇》等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忧虑与沉思。 

作为《诗垦地》的编者，曾卓常常与读者、作者以不同方式交心谈心。他在《高原流响》的《后记》中写道：“《诗垦地》并不能算是同人杂志，虽然也有基本的作者，那只是因为相识与相同的对诗歌的意志，与初创刊的无法觅得新手的原故。而且也有一点限制：凡友人的稿件都选得较严，对陌生的作者，只要看出还可以从已有的成就上发展开去的，虽在技巧上较差，也给采用。读者是可以从已出的几期中印证我们的话的。但是却也有人以为我们有“门户”与“宗派”之见，这是误解。只要大战斗的方向一致，我们都得引为战友。然而，由于艺术风格上看法的差异，与为了保持各别刊物的个性，我们在选稿上只能如此，希望得到谅解。” 

“拓荒者”不息的斗志

以诗言志，以文会友。正是有了《诗垦地》这个阵地，才让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诗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著名诗人绿原就是通过《诗垦地》与曾卓相识，日后莫逆于心五十载。

1941年夏，曾卓与邹荻帆、冀汸等正在筹备出版《诗垦地》丛刊。第一辑已经编好，即将发排。这时候，邹荻帆又拿来了题名《雾季》的一首诗给曾卓看。曾卓读后，顿觉眼前一亮。再看署名“绿原”，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时，绿原在一家工厂当小职员。这首诗由冀汸推荐，临时补加的。多年后，曾卓在《绿原和他的诗——读

绿原回想起与曾卓、邹荻帆等诗友的温馨会面，也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1年冬天，重庆没有雪，只有雾。我收到邹荻帆的一封信，约我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并说读了冀汸向他推荐的我的一篇习作《雾季》，将发在他和姚奔、曾卓、冀汸等人主编的《诗垦地》丛刊第一期上。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的我，因此喜出望外，按期换了一身新衣服，从郊区赶到市内去赴会……” 

火一样的青春，火一样的斗争，熔炼了曾卓火一样的诗情。1939年到1943年，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之一。他的诗像子弹一样射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当局反动统治者。绿原在《磨杵琐忆》一文中写道：“抗战期间，曾卓是当时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诗人，有‘中国雪莱’之称，他的名字在桂林刊物上曾以二号宋体字刊印，古今中外任何跑红诗人恐怕都比不上。”

曾卓在复旦校友处供职不久，也因为政治上比较暴露而被迫离开，只好在重庆、贵州等地流浪。1943年2月，在贵州毕节川滇公路局工作之余，曾卓创作了独幕话剧《同病相怜》，收在黄佐临、黄宗江改编的《处女的心》独幕剧集中。

这年秋，曾卓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他一进校门，又被特务盯上了。但他不为所惧，依 然和进步同学一道组织“桔社” “中大剧艺社”，定期出版墙报。他先后参加过艾青、田间等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和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等；还于1944年至1945年编辑《诗文学》刊物。

曾卓（左）、邹荻帆（中）、绿原（右）在重庆旧地重游

《诗垦地》同人走到哪里，就把诗歌的芬芳播撒到哪里。抗战胜利后，邹荻帆、伍禾、曾卓与绿原等回到武汉，会同新识胡天风、秦敢、牧星等，又出版了《沙漠的喧哗》与《大江日夜流》两本集子。有学者称，此乃没有《诗垦地》标记的两部续集。 

不仅如此，在《诗垦地》的“拓荒者”中，曾卓与邹荻帆、绿原、冀汸等日后成为了享誉中外的现当代诗人，形成了一个“《诗垦地》诗人群” 或作家群。同时，《诗垦地》作家群还成了“七月派作家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连没有在《七月》诗刊或文丛上发表过作品的曾卓，也被划归其中，他也乐于接受。 

原标题：流亡学子重庆拓荒《诗垦地》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