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1905-2000年），重庆人。著名实业家。21岁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仅八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抗战胜利后，他将业务推向全国，垄断了中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猪鬃公司总经理，为突破西方经济封锁做了大量工作。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等职。
精明能干的少东家
古耕虞从小读书努力，中学就读于教会办的重庆广益中学。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是古家“同茂丰”山货号驻上海的帮办。所以古耕虞中学毕业后，被家里送去美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
古家殷实，古耕虞成绩又好，很快被吸收为圣约翰同学会会员。这对他日后进入上流社会影响甚大，因为那时依附于美国势力的高等华人，有不少出身于圣约翰系统。他理应入会。预科毕业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品学皆优。
在圣约翰大学四年期间，古耕虞潜心钻研经济学著作，开始思考哪些东西可以作为播种自己信念的沃土。一本名叫 《福特管理》的书，给了他很大启发。从美国汽车大王福特那里，他学到了看家本领。
古槐青对纺织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想把儿子培养成纺织技术人才，于是古耕虞进了南通学院纺织专科。但古耕虞有色盲，不适合搞纺织，未等毕业就回到故乡重庆，协助父亲的事业。
1925年，古槐青在重庆太平门开设了“古青记”鬃商山货字号，向上海洋行出口猪鬃，自选的商标是一只红色的老虎，命名为“虎牌”。少东家古耕虞，那年刚满20岁。
古家经营猪鬃，到古耕虞手里是第三代了。既然干上这行，他就要钻进去。账房业务清淡时，古耕虞常到加工场去，观看工人操作，并练习判别猪鬃的质量和等级。
古耕虞率先在洗坊建立了生产流水线，合理配置劳力，使每个工人都尽职尽力，他把美国汽车大王的本领中国化了。
古家的猪鬃严格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加工，对关键工序都要进行抽查。重庆猪鬃色泽光洁，毛身挺直，尺寸准确，一级品居多。成箱的猪鬃按规定长短搭配成套，箱顶印着一行醒目的英文： CHUNGKING BRISTLES（重庆猪鬃），外国的商品目录也以此为专名。
“古青记”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问鼎国际市场。
重庆早期猪鬃厂车间（图片提供/杨耀健）
独当一面在拼搏中崛起
1927年夏天，有两位美商来到重庆，代表着美国孔公司，要见“虎牌”猪鬃的主人。过去，孔公司是通过英商进口猪鬃的，如今他们想摆脱中间商，直接对华贸易。
古槐青年迈多病，古耕虞出面接待客人。
席间，古耕虞谈起重庆猪鬃的生产、经营和出口，如数家珍，一看就是个内行。两位美商很吃惊，他们没想到赫赫有名的“虎牌”猪鬃的主人如此年轻，英语讲得如此流利。
展示样品时，看着盒子里闪闪发光的一束猪鬃，美商不禁发出一声赞叹，当即承诺公司将为古耕虞开绿灯。
古耕虞成功了，他也更加确定，自己要做个鬃商。
接着，古耕虞与孔公司商妥了密约：前者将大量供应中国猪鬃，管出口；后者要照数收购，管进口。双方还商定互设代表处，“古青记”得以在美国注册，成立了在美国的子公司“海洋”公司，率先打入国际市场。
1928年古槐青去世，古耕虞自此独当一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
1929 年年关逼近，收购大战在即，古耕虞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一次次竞争交锋中，重庆几家有名的猪鬃出口商陆续垮掉了。“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在业务报告中，着重提到了“古青记”，称之为：“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
岂止一半！在美国，古耕虞的照片变成了广告，人家只认“虎牌”商标。
因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上海出口陷于停顿，时值国内羊皮大量上市，苦于运不出去。娇嫩的羊皮易变质，数月不能出口，价格猛跌，重庆经营羊皮的小山货字号，接连亏本倒闭。
“古青记”是重庆首屈一指的猪鬃出口商，也是排头的羊皮出口商。眼看覆灭在即，古耕虞火速前往上海，与德商“德昌”洋行签约。
德国商人要古耕虞认清交战状态下的风险，古耕虞坚决地用“古青记”的老本、前途以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孤注一掷。最终，他和德昌洋行签订了合同。
命运之神关照古耕虞，因为他既有胆，又有识。
到1934年，四川只有“古青记”“鼎瑞”“祥记”“和祥”四家商号经营猪鬃出口生意。其中“古青记”占重庆出口猪鬃的70%，而“和祥”由古耕虞出资并兼任经理。实际上古耕虞几乎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生意。
1938年，由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成立，对外出口仍称“古青记”，使用“虎牌”商标。
抗战烽火中抵制官僚资本兼并
猪鬃虽小，价值连城。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国际市场鬃价一个劲往上涨。小小的猪鬃，在抗战期间竟成为官僚资本和四川民族资本争夺国际贸易利益的主要对象。
四川畜产公司是块“肥肉”，官僚资本不会放过它。1939年春，蒋介石亲令西南运输处收购8000箱猪鬃，运往美国交换卡车。该处处长宋子良转而求助主管外贸的孔令侃设法卡拿。
孔令侃对古耕虞玩了一套前倨后恭的把戏，碰了一鼻子灰，便蓄意报复古耕虞。孔令侃先是以“哄抬价格”的罪名，取消了贸易委员会与古耕虞签订的合同。继而当四川畜产公司转请中央信托局代为接洽外销业务时，中央信托局又不予批准。最后，他甚至不给古耕虞发运输证，使其合法收购的猪鬃成为“非法物资”，寸步难行。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古耕虞据理力争，奋起反击。
首先，他要求贸易委员会履行前约，闹得沸沸扬扬，先声夺人。接着，古耕虞密令他的香港分公司停业，说是准备结束。这等于宣布关闭中国猪鬃出口的大门，因为没有“虎牌”商标的猪鬃，美国商人是不肯接受的。
香港分公司只停业了几个月，中国的猪鬃就大量积压，山货商们心急火燎，跑到行政院闹得天翻地覆。
1942年2月，行政院重新修正了猪鬃统销办法，内容作了重要更动：不再规定外销均受信托局委托，鬃商只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即可经营。各商号收购之畜产品，不再强令向信托局交售，可依公布价格售予贸易委员会。
倔强的古耕虞，没有向官僚资本低头，他以不屈的抗争，赢得了胜利。
工厂女工在制作猪鬃刷
敢言勇为走向光明
鲜英的“特园”，常有陪都的社会贤达聚会。时任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的古耕虞，也是这里的座上客。
在这里，古耕虞与周恩来初次相识。以后几次在“特园”相见，周恩来都跟古耕虞谈过话。古耕虞向周恩来谈起自己的经历，谈到他的甘苦，也谈到他今后的打算：抗战胜利后，他的公司还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周恩来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一定会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他说，民族工商业界的有志之士，要有远见和信心。
周恩来说的话不多，却令古耕虞深受鼓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闹起鬃荒，中国也将猪鬃列为战略物资。古耕虞斡旋于官商和私商之间，促使山货业同人交售猪鬃，顾全抗战大局。
抗战刚结束，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替国民党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派出大批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
重庆的市民很担忧，古耕虞也担忧。《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了这位“猪鬃大王”，请他对时局发表看法。“抗战期间，民众吃够了苦头，都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内战打不得。”他这样答记者问。
过了两天，《新华日报》的潘梓年约古耕虞去“特园”。古耕虞到那里一看，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几位负责人都在，客人就他一个。
周恩来对古耕虞的答记者问，表示很高兴，说需要有古先生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出面，引起民众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古耕虞诚恳地说，他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而且打起仗来，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说，希望民间团体和工商界人士行动起来，共同阻止内战，共同建国。
共产党看中了古耕虞，委托他当解放区的总代理商。
古耕虞派张华联为香港分公司经理，自己担任掌握业务的执行董事。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他又把张华联派往上海等候，把上海分公司经理调来香港。
计划安排的是他不暴露身份，他没有暴露。计划安排的是要解决交通工具，他也迅即着手办理。凭着良好的信誉，古耕虞包租到10艘万吨级外轮，想方设法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畜产品运到香港，转道出口。
外国商人做梦也想不到，那贴有“虎牌”商标的一箱箱畜产品，竟会是共产党出口的物资。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古耕虞代销的，并且总是先付款，后到货。
在中国民主革命尚未成功，还有困难的时候，古耕虞为解放区做了不少好事。因此，他被遴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于1949年10月4日专门召见古耕虞，并委以重任。
阔别四载，叙旧以后，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请古耕虞考虑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
全权负责？共产党里有那么多出类拔萃的干部，却偏偏选中他，一个非中共党员、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去管理全中国的猪鬃生产和销售，这是何等的信任啊！
古耕虞思索着，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请政府考虑，然后表示“服从人民政府的安排”。
他没有到纽约去当寓公，他在祖国大陆留下来，于1950年3月率先将私营的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公司合并，就任中国猪鬃公司总经理。
中国猪鬃公司后来扩大为中国畜产公司，古耕虞仍然担任总经理，殚精竭虑地谋划开展国际贸易、发挥工商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等大计。
文/杨耀健
原标题：近代实业家（九）：古耕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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