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左一）与鲁迅两家合影

冯雪峰，原名冯福春，生于浙江义乌南乡神坛村——明将戚继光招募“义乌兵”的山村。这位冯家长孙尚在孩童时期就上山放牛了，以后下地干各种农活，9岁才放下牛鞭进学堂，因为祖父决定世代不识一字的家庭应该出一位能写会算的后代。很快，冯福春展露天性，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祖父喜形于色，将孙子写过的每一页纸片都精心收藏：“弄脏字纸要遭雷劈的！”为防读书人一般都有的“离心力”，祖父早早为长孙领来一位13岁的童养媳，想将孙子牢牢拴在自己身边以求发家致富。不料，此媳妇后来品行不端，不久便被遣送回娘家。

小学毕业后，家里不同意升学，认为能学会算术足矣，少年冯福春不干，他以替富家同学当“枪手”的代价，换取前往金华县城的路费与食宿。果然，他以第一名的枪手成绩，为这位同学考入金华中学；再以第二名的成绩，为自己考入了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由于师范有官费津贴，加上长孙成绩确属上佳，祖父宽恕了他的这一“自考”。

【丁玲：“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1919年，“五四”风潮刮至金华小城，浙江七师发生罢课学潮，冯福春乃领头人，被开除学籍。随即，他改名为冯雪峰（那时没有户口簿与身份证，改名异常简单），瞒着家里，带着同学凑给他的17元钱，赴省会杭州。这一举动出乎祖父和父亲的意料之外，父亲气得折断了牛鞭。冯雪峰考入杭州的浙江一师，得到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等名师教诲。在朱自清指导下，冯雪峰与柔石、潘谟华、魏金枝等同学成立了“晨光文学社”。1922年春，他与一师同学潘谟华、汪静之及应修人又成立了“湖畔诗社”。

1925年初，冯雪峰赴京，拿着潘谟华的听课证，成为北大旁听生，从而开始了与鲁迅的接触。这一时期，他一边在故宫博物院打工，一边充当校对与家教，仍时有断炊之虞，不得不经常向未名社借点小钱，但有借必还。1927年6月，冯雪峰加入中共，约半年后南下，在上海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同年底经柔石介绍正式结识鲁迅，很快，他便与鲁迅、柔石一起着手筹备左联。

1933年深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刚出门就被特务盯上。冯雪峰故意走到人声热闹的北四川路，快到海宁路时，他回头一把扭住特务，大呼：“绑票！绑票！”并动手殴打起来。特务猝不及防，惊愕未定，雪峰趁路人围观，巡捕未到之时，从人群中溜走。不久，他又差点闯进一位已被捕者的家，幸亏那家房东的娘姨（保姆）在后门暗示，再次脱险。由于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冯雪峰奉命经福建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苏区政府中候委。

1927年冬，经朋友王三辛介绍，冯雪峰结识了刚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负责教她日文。当时北京的左倾知青纷纷南下，都去了火热的大革命第一线。冯、丁囿于各种条件，留在了北京，十分寂寞。两人相遇后，日语只教了一天就停止了，开始畅谈国事与文学。丁玲被冯雪峰的见识和谈吐所折服，迅速地爱上了他。不久，雪峰南下，丁玲也与胡也频去了南方。胡牺牲后，丁玲接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成了左联书记冯雪峰的下属。

丁玲在延安时，有人曾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她答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丁玲承认：“这（指冯）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后来在《不是情书》一文中再说：“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丁玲这些形诸笔墨的情爱痕迹，难以擦拭，“丁陈集团”案发后，冯雪峰与丁玲的这层“历史关系”，也就成了掰扯不清的“暧昧”，当决定打倒冯雪峰时，他与丁玲的这一“历史关系”也就成了一支利箭。

一次批斗会上，冯雪峰、丁玲被先后喝令起立。一向耿介拔俗的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莎菲女士”丁玲则伫立哽咽，泪如泉涌。双双被划为右派后，两人形同陌路，从此再未见面。

【上饶的生死一线】

1937年7月，冯雪峰上南京会见中共代表团，代表团领导分别为王明、周恩来、博古。那天，博古给了冯雪峰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迹告全国民众书》，雪峰看到内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勃然大怒，向博古拍了桌子，指着鼻子骂他是“新官僚”。显然，在这历史弯折处，对于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服从国府，冯雪峰的思想未能及时转过弯来。

冯的妻子曾这样评价丈夫：“性子急，又容易兴奋。”其他人也说他“脾气躁，爱骂人”。1936年，冯曾甩过楼适夷的稿子：“这样的文章，一条条理也没有，论据不结实，怎么能拿去发表呢？”甚至指责：“你去日本学习了三年，简直什么也没有学到嘛！”（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冯雪峰身上典型的诗人气质与艺术家做派，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呛水政海，似成必然。

故而，到1937年9月中旬，一气之下的冯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发了“浙东人的老脾气”（鲁迅语）。行前，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又对楼适夷说：“他们有些人一心想当国民党的新官，我可不干。”“党错了，鲁迅是对的。” 胡愈之找到潘汉年探问究竟，潘答：“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几年后，当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保释赴渝，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说他与博古的争论观点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政策方针，但因此闹意见回老家写小说，则不应该。

1937年12月20日，冯雪峰回乡隐居，专心写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3年后大致成稿，共50余万字。不久，黄源通过李一氓向东南局书记项英提出建议，认为不应让冯雪峰这样重要的人物独自留在家乡义乌。项英接受了建议，电金华邵荃麟，转请雪峰来新四军部，但雪峰拒绝了。多年后，黄源问他何以不接受邀请，冯笑笑答道：“我在中央苏区早认识项英同志的。”黄源意会，便未再问下去。

冯雪峰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近两年，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任性使气，乃是导致中共领导层对其印象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被打倒时，自是一大罪状，他检讨说：“得意时在党之上，不得意时在党之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形势开始恶化。1941年2月26日，金华宪兵根据冯雪峰与金华某左翼杂志社的通信，循迹进入义乌神坛村逮捕了冯。由于冯事前有所准备，转移了文件刊物，身份未曾暴露。审讯中，他复名冯福春，自称是商务印书馆研究历史的“先生”，并拒绝登报声明与中共或新四军无干系。随后，他被押入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禁闭所，《卢代之死》手稿就此失落，再未找回。

在狱中，冯雪峰先是染上了回归热（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特点为周期性高热伴全身疼痛等），若非难友出钱买来十几盒606针剂，他必死无疑——狱中先后有四五十位难友染病归西。不久，冯再得肋膜炎，由难友外科医生毛鹏仙操刀放脓，手术时只有一把刻章小刀、一碗清水，没有药物，更无麻醉。因无条件消毒，术后伤口久久不能愈合，继而又感染上肋骨结核。消息传至上海再传至延安，毛泽东、陈云于1942年得知，马上致电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几经曲折，最终于年底由宦乡出面保外就病，限期3个月回狱。特务头子张超批示：“三月后病愈不回，唯保人是问。”冯当然未再回去。后来，冯雪峰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195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影片。

【与毛泽东畅谈鲁迅】

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关系，可追溯至“湖畔”时期。1925年，远在广州的毛泽东读到《湖畔》诗集，跟人打听冯雪峰的下落，托人捎话，说他很喜欢《湖畔》与冯的诗作，希望冯能到南方与他一起工作，以诗会友。

1934年初，冯雪峰进入中央苏区，此时正值毛泽东赋闲不得志，便与冯时常上饭馆吃饭聊天，通宵长谈，谈论的主题经常围绕鲁迅。当时中央有人提议请鲁迅来苏区当人民教育委员，毛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冯雪峰告诉毛，鲁迅读过毛词《西江月·井冈山》，认为他有“山大王”气概，毛泽东哈哈大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部署甚为混乱，中央并未通知毛泽东，还是冯雪峰经过毛的住处，催促他随军转移。长征途中，毛多次派人将弄到手的纸烟送给冯。

1936年4月，受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派，冯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衔命回沪，任务是建立电台，联络中断多年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左翼文化运动。抵沪不久，他即找到毛澤东两个散落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莫斯科。他受鲁迅委托，将鲁迅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送给毛、周，并“先斩后奏”地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香烟及十几条长围巾送给中共首长，以御西北高原烈风。火腿、香烟一到西安就被“瓜分”掉了，只有围巾最后送到。（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陈望道评曰：“弟子而以某种思想学说影响他的老师的，古今中外，颇不乏人。雪峰对于鲁迅，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因冯雪峰抵沪后，并没有积极去找周扬、夏衍等“失群孤雁”（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而是先找了鲁迅，先见了胡风，不久便被卷入“两个口号”的论争，从此与周、夏等人结下梁子，成为冯后来之所以摔大跟斗的又一历史原因。评家有云，此事为冯的后半辈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1957年8月17日，王府井大街中国文联大楼小礼堂，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抛出一篇“爆炸性发言”，指责冯挟鲁迅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同时揭发冯在陕北赴沪途中，附有任务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游击队，由于冯拒不执行，致使该队伍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到上海后，又曾企图将夏衍扭送租界巡捕房治罪。此时，冯20余年的老部下楼适夷信以为真地站起来，指责冯欺骗自己，号啕大哭起来；许广平也发言怒斥冯。（楼适夷《为了回忆，为了团结》，《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会见了冯雪峰，夸赞他的杂文集《乡风与巿风》与诗集《真实之歌》，说是好几年没看到这样的好作品了。就在这一时期，冯雪峰在重庆发表长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观点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明显分歧，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后在《新华日报》副刊，冯又以笔名“画室”发表杂文《题外的话》，其中写道：“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代数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被认为是对《讲话》的挑战。周恩来找到他谈心，冯虽然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但思想上并未彻底认错服输。1950年代初，他多次指出建国后的创作太落后，现实主义特别薄弱，作品真实性非常低，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十分严重。

1954年，毛泽东发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冯被定调为“压制新生力量”，说他用贵族老爷式态度对付文艺青年——事实是冯热情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辞别时送至大门外，替他们叫了三轮车，并付了车钱。

冯雪峰不得不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检讨，内有一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看后非常不满。1954年12月31日，毛将冯的诗作和寓言等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阅读，拿着其中一篇文章对胡乔木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

【为保党籍，违心改注】

1957年，冯雪峰成为文艺界“头号大右派”。批冯的“主战场”在中国作协，冯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则“配合作战”。8月12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亲临人文社动员，号召全社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不到一个月内，人文社召开了七次全社批斗大会，冯出席第一次与最后一次。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宣布冯雪峰：“三十年来一贯的反党分子”，冯被钉上了耻辱柱。

为了保住党籍，冯雪峰听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劝告，在1950年代版《鲁迅全集》“答徐懋庸信”的注释中留下一笔：“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这一妥协使冯雪峰悔恨终生——因为这并非事实。对此，巴金曾有叙述：“（我）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是他自动地起草，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巴金《随想录》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冯违心改注，极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厉害。他以为如此这般按周扬的口径做了一切，便可保住党籍，然而，作协并未兑现承诺。1958年4月，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等，从副部级连降三级，最终被安排做人文社的普通编辑。不久，他又主动让出崇文门内苏州胡同21号独院（按规定冯一家仍可单独住在那儿），搬入东单北新桥草场胡同27号大杂院集体宿舍，最后祖孙三代蜷居20平米小屋，直到去世。

落难后，作家牛汉曾多次去看他，只见冯枯坐办公室，暗处饮泣，并泣诉自己“被说服”的过程。为证清白，他多次想投昆明湖，但考虑孩子尚小，妻子无谋生条件，自己无论如何得撑着活下去，他相信能活到历史洗净身上污水的那一天。

冯雪峰将自己一部有关长征的长篇小说手稿锁入箱子。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摘去“右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部长征小说端放案头。不久，他被告知：可以写作，但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这一次，冯雪峰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将它投入炉火之中，付之一炬。在这些日子里，他的头发也从两鬓花白到满头皆白。虽然准许他写历史题材太平天国的小说，但《小天堂》最终胎死腹中。至于其它写作路子，亦被一一堵塞，写评论不可能，写寓言更易遭曲解。

1964年，冯雪峰上河南林县参加四清，只能使用化名“冯诚之”。“文革”中，他头上有三顶帽子：摘帽右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他先入牛棚，后发配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种过菜、挖过渠、锄过草、插过秧、放过鸭、扫过厕所。

霜重色愈浓，时穷节乃现。“文革”伊始，冯的“对立面”就进了秦城监狱，他有许多机会在各种“外调”中进行“合理报复”。“文革”中，冯雪峰最麻烦的是对付各种外调，写了超过百万字的交代材料。因怕记忆出错或每次写材料有出入，他还专门搞了一份“交代底稿”（后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冯雪峰没有趁机翻案，未对整过自己的周扬、夏衍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且自揽部分责任。周扬在狱中看到冯的这份材料，出狱后第一个去看的就是“老对头”冯雪峰，周扬激动得抱住冯痛哭。

冯雪峰生命的最后20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不能发表），临终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恢复党籍，“希望有重新回到党内的一天”。从1958年4月开除党籍，冯就开始谋求回到党内。1960年他甚至去找了对他作了“爆炸性发言”的夏衍，承认过去有错误，要求回到党的怀抱，这让夏衍很是感动。（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冤屈得以昭雪】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死于肺癌。2月7日下午，亲属及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向遗体告别，反右时曾向冯投过石头的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按当时规定，冯的遗体不准进八宝山，只能上北京东郊火葬场。2月16日，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于八宝山草草举行悄无声息的追悼会——没有悼词，没有一句大声说的话，只有三项程序：哀乐、默哀、结束，然后绕骨灰盒一周。出席者有茅盾、胡愈之、楚图南、李一氓、宦乡、周海婴，以及上饶集中营难友吴大琨、陈子谷、邵宇等。

三年后，冯雪峰的冤屈得以昭雪。1979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讨论平反事宜，新改组的党委会众口一词：“早就该改正了，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党委会很快开成“冯雪峰追思会”。较之当年的七次批斗，数次研讨，平反程序则快得多。冯雪峰念念不忘的党籍，自然也得以恢复了。随后，中组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但冯的追悼会却难产，足足筹备了半年有余。因特意安排在文代会期间，故有千余人出席，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而之所以需要筹备如此长时间，据说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不同意中央已认定的悼词（人文社、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言如果发表这样的悼词，追悼会前他要先发表批判雪峰的文章。惹引“麻烦”的那段悼词是：“冯雪峰同志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回到上海，沟通了党和鲁迅的关系，捍卫了作为文化斗争主将鲁迅的光辉旗帜。”

为照顾这位文艺界领导人的“体面”，由中央负责人修改为：“冯雪峰同志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回到上海，传达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后，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

一望可知，旧日嫌隙仍在发酸。说来说去，就是要将冯雪峰与鲁迅分开，不能让冯雪峰沾了鲁迅的光。今人看来，两段文字并无实质性差别，何至于需要“修改”大半年？事实上，冯雪峰在上海的前后活动仅著名的就有：一为协助李立三、陈赓去见鲁迅；二是安排瞿秋白驻沪期间与鲁迅的联系；三为方志敏遗信、遗稿的转交；四为丁玲联系赴陕事宜；五是斯诺访陕的联络安排。何以就不能给一句“捍卫了文化主将鲁迅的旗帜”？

1979年11月17日，为冯雪峰补开的追悼会如期举行。此时，人们回忆起冯身上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如冯雪峰异常俭朴，傲上谦下，堂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周恩来指定给冯雪峰配备一辆小轿车（人民、美术、教育等大社社长均无），他却很少坐，只有上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例外。平常戴一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上下班。如遇雨天坐小汽车回家，到胡同口便会下车，因为路窄，他怕车轮溅泥于行人。行政部门买了一台电风扇，送到他家，立即退回；为公家办事，请客吃饭，如由他个人出面，一定是自己付账。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巴金去看望冯雪峰，冯拉他去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巴金回忆：“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

可惜，这些“追认”，冯雪峰已经听不到了。

原标题：风雨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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