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杨世才与夫人陈君如结婚照。

杨世才先生（1896-1950）是重庆1940年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四川乐山人，郭沫若的中学同学。1915年华西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参加巴金、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回重庆创办重庆书店，和早期共产党人士王维舟、萧楚女、漆南薰、恽代英均有交情。

1937年抗战爆发，国府内迁，定重庆为战时首都。为了让蜂拥而至的下江人熟悉重庆，杨世才从1937年到1948年，年年出版一本类似于今天城市黄页手册的《重庆指南》，共出版12本，影响巨大，他还编选出版了一本重庆方言《言子选辑》，被誉为“第一本重庆言子书”。

《重庆指南》尤为珍贵，从渝简马路国民政府的电话，到当时轮渡、滑竿和公共汽车的班次、站点、时间、票价，应有尽有。虽然这些内容的实用性现已消失，但通过此书，我们多少可以还原1937年的重庆城市生态、市井风貌。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杨世才及其民国《重庆指南》《言子选辑》背后的故事。

1.寻父

曾家岩民国书院今年五一节开院没几天，我就碰到前来寻找父亲史料的杨泽学女士。她是重庆女篮早期名将之一，退休前当过重庆体育馆馆长。虽是职业体育人，但幼承庭训、满屋书香的家世，使她成了家史和民国史的研究者，她说：“我大哥泽平原来是峨影厂副厂长，二哥泽正多才多艺，都写过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现在两个哥哥都老了，只有我还跑得动，所以就到处挖掘父亲的史料，寻找父亲早年的足迹”。

重庆图书馆从枇杷山老馆到凤天路新馆，她都跑遍了。2007年有一天，重图新馆刚开馆不久，她找到了父亲长沙时期的重要文献。“工作人员抱出1940年代以前湖南长沙出版的刊物杂志《湘江评论》、《青年世界》、《新合作月刊》放在我和二哥面前，我们越翻越兴奋，因为上面不但有父亲的文章，还有父母的照片。幸好我们有备而去，带了相机，馆里也提供有偿复印。”

民国37年（1948年）《新合作月刊》第3卷第12期上登载了杨世才写的《大同合作社创立的回忆》“当时作者虽然在湘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参谋，也不能不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尤其是非战文学和各种新的刊物杂志，使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在军中生活两三年，身临其境更觉战争罪恶太大，于是决心脱离军队生活，而去追寻新的生活，因而辗转到了长沙，为了自谋生活，起初推销新文化书刊，就在新文化书社当推销员（该社的正经理是毛泽东，副经理是易从容），该社对我的推销能力甚为惊奇”。

大同合作社是民国八年（1919）杨世才23岁那年，在长沙报纸上通过征友而成立的。杨世才说：“大同合作社是一种生产合作社，是一些稍有觉悟的男女青年集合在一块实验半工半读——互助的新生活，白天劳作生产，到民间去教贫苦百姓的子女识字，晚上集中学习世界语、听教授讲课。更有一些社会开明人士，向大同合作社无偿捐赠生产机器。”

2.说父

1944年前后，杨世才次子杨泽正读小学，曾听父亲讲过他的过去。杨泽正说：“父亲出身于四川嘉定（今乐山）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约在1912年由英国传教士资助，进了成都华西大学学习外语，后来在上海一家洋行当翻译，还参加了同盟会。”

他还参加了在热血青年中风行一时的中国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和元老吴稚晖、巴金等人建立了关系。“父亲曾告诉我：云南护国军领导人蔡锷取道重庆去日本养病，他也参加了欢迎和欢送仪式。五四期间，父亲在湖南当兵，任湖南靖国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和好友唐幼峰一起到有士兵把守的政府机关门口撒传单；也是在湖南，他和郭开第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合作社——大同合作社，宣扬‘自耕、自食、互助’。”

1925年左右，杨世才在重庆天主堂街和上海四马路世界里各开了一家“重庆书店”，常年往返于上海和重庆。

1939年前后，杨世才辗转北平、天津、青岛、沪渝一带从事进步书业，还创办了重庆宏育中学并任校董、校长兼授课，并出川筹募校款。“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社会名望，和王维舟、胡子昂、肖楚女、恽代英、卢作孚等名流交往，关系很好，同时期也认识了贺龙，但因种种原因，彼此少有交往。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听他对友人说：将来要是王维舟当了重庆市长的话，我就会当教育局局长！这虽是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也可说明他们彼此友谊之深。”

和这些早期共产党人打成一片，杨世才也时涉险境。“父亲时常和恽代英一起开会，有时也发生激烈的争论。经常来书店与父亲密会的还有漆南薰、金满城等人。国民党经常来书店抓人，店员里确实有共产党人：比如闫常青（又名王立三）后来北上延安，解放后任贵州《新黔日报》社长；何伯庆（又名何用）解放后任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司长。国民党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徐中齐也在拉拢父亲，劝他不要再搞什么主义了，不如到公安局去谋一个职务，父亲都不予理睬。我母亲陈君如1928年和父亲结婚，也受父亲影响，他俩在朋友圈中算得上是一对进步夫妻。母亲曾多次对我们兄妹讲过，有一次掩护肖楚女逃跑，把肖楚女化装成轿夫，母亲坐在轿子里，趁晚上把他送出城。”

3.惜父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打进重庆，杨世才异常振奋，早年结交的一些革命大哥，也打回来了。三儿杨泽工见证了他在改朝换代之际的生命状态。“父亲要养活一家九口人，长期教书、写书、跑书，心力交瘁，已积劳成疾，肺病缠身。我小学还没毕业，大哥泽平在南京，二哥泽正在金堂县，大姐泽化在巴县鱼洞溪，我算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所以常跟父亲进城办事。”

1950年有一天，杨世才带着三儿从南岸真武山干堰塘住地下山，到城头熊公馆去会一个大人物。“地方在枣子岚垭巴蜀小学到大溪沟的一个小山坡上。首先是解放军岗哨盘问，然后公馆坡上下来一个秘书模样的中年军人，详尽询问，完了我们才爬上几十级石阶，来到公馆大门。”

从大门里面快步走出一条川东大汉，比杨世才年岁更大一点。“此人就是原红军33军军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他很热情地和父亲握手，一开口便说：‘杨叶呀！你还在搞你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呀！’父亲的笔名叫杨叶。王维舟这句话，我至今难以忘怀。”

第二次去见王维舟，是给大老板、大银行家胡子昂带路。“那次去，我们坐的是胡子昂的福特牌小轿车，在王维舟伯伯家吃的饭。就是那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王伯伯亲口告诉父亲：‘已给西南文教部新闻出版局谈好了，你以后在西南新闻出版局工作’。”

但杨世才没能赴任。杨泽学回忆1950年9月24日那个血色早晨，仍旧满怀痛意。“那天早上爸爸还好好的，家里当时只有我、三哥、满妹（幺妹）。早饭后，爸爸叫三哥去铜元局买菜，三哥走了。突然爸爸就咳嗽，支气管扩张、破裂、吐血。妈妈赶忙叫我去黄葛垭塔堡那边请坐诊的老中医卢士全，我跑去请了他，等他慢悠悠走到灯泡厂就是现在二外那里，家里的佣人老冉也赶来了，他说‘不去了，不去了’，卢医生就不去了。我爸爸就这样走了，只有54岁。”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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