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丹东车主陈先生反映：2016年9月，他在北京花了近149万元购买高端进口特斯拉轿车，提车时发现少了两项重要配置。不仅如此，这辆特斯拉两三个月后就出现车门无法打开。2017年2月，车子停车时突然加速冲出护栏从高处坠落，受损严重。
从2018年4月至今，陈先生与特斯拉公司多次对簿公堂：先是诉请取消合同讨要购车款，一二审法院均判其败诉；后又起诉要求特斯拉将事故车辆修好，一审法院以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特斯拉无义务提供免费维修服务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6月8日，该案二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17年2月，特斯拉发生交通事故后受损严重。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48万元买进口特斯拉，提车时少了两项配置
陈先生妻子刘女士向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介绍，2016年，夫妻俩打算购买一辆su v家用。“当时我们在上海出差，看到特斯拉汽车的展示，觉得这车非常高科技，也非常喜欢。”刘女士说，回到丹东后，丈夫通过在北京的朋友，联系到特斯拉公司的销售员。
“当时对方服务很到位，直接通过手机把特斯拉配置菜单发过来，让我们选。”刘女士说，她和丈夫根据需要定制了专享的特斯拉汽车订单，其中包括“动态扰流板”、“TESLA红色制动卡钳”两项配置。
2016年9月，陈先生与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斯拉公司）签订购车合同，购买一台型号为TESLA Model X P100D车辆。
2016年12月，在支付1488900元购车款后，陈先生夫妻在提车时发现，所购车辆的实际配置与起初他们看到的配置菜单不符，缺少了“动态扰流板”、“TESLA红色制动卡钳”两项。
“我们收到车后，就与特斯拉公司销售人员协商，对方说，会在2017年3月前生产一辆与约定相符的车，交给我们。”刘女士说，“对方说新车都是在美国生产的，在车辆交付前，我们可以先使用收到的这辆车。当时已经要过春节了，我们还在想，特斯拉公司的服务真是太人性化了。”
刘女士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收车后，他们将车辆配置不齐全的问题发给了特斯拉销售员崔先生。崔先生回应信息称，已经向公司反映了陈先生购车配置不全以及重新生产车辆的问题。
于是，陈先生夫妻一边驾驶现有的特斯拉，一边等待厂家新车到货。
陈先生的代理律师金佳琳补充介绍，在买车前，陈先生夫妻确认过自己的车辆配置菜单，其中包含“动态扰流板”与“红色制动卡钳”。此后，特斯拉人员将购车协议发送至陈先生邮箱，陈先生按照协议支付价款。陈先生是默认该购车协议包含这两项配置的，没有刻意去细看这两项配置是否体现在购车协议中。
“特斯拉P100D，属于特斯拉的高端车型，车的卡钳应该是红色的。这个问题我当时询问过特斯拉汽车全国热线客服和门店销售员，都是这样回答的，但他们交付的车辆卡钳是黑色的。另外，从特斯拉此前传来的菜单配置可看出，P100D车型应该是包括动态扰流板的。但是，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购车协议，却没有包括这两项配置，让人费解。”金律师说。
▲2017年2月，刘女士称自己正常停车时，特斯拉突然加速撞上护栏发生事故（撞毁护栏已修好）。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车主称车门打不开，停车时突然加速撞护栏
“使用特斯拉没几个月，就遇到几次车门打不开的情况。”刘女士回忆，2017年2月，她锁车后去办事，返回时发现打不开车门
，只好致电特斯拉公司。最后由特斯拉公司远程遥控操作，将车门打开。“感受非常不好，感觉自己没有了隐私。”刘女士说。
更大的意外，在提车仅两三个月后就发生了。
刘女士说，2017年2月8日，她正常驾驶特斯拉准备泊入停车位时，车子突然不受控制加速冲出护栏，从高处坠落。事故发生后，特斯拉公司检测到故障发生，主动联系了其丈夫陈先生。随后，特斯拉公司将涉案车辆拖走。
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2018年4月，陈先生将特斯拉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法院，要求解除购车合同，特斯拉退还自己的购车款。
▲车主称，特斯拉菜单选项中，有红色制动卡钳与动态扰流板两项配置。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一辆特斯拉两份购车协议，法院认定未根本性违约
在案证据材料显示，陈先生实际购买了一辆特斯拉汽车，但出现了合同编号尾号分别是63和35的两张购车订单（即《汽车购买协议》）。
尾号63的购车协议签订于2016年9月，购车款为陈先生实际支付的1488900元。电子订单的车辆配置中，没有明确标注陈先生所主张的动态扰流板、TESLA红色制动卡钳两项配置。尾号35的购车协议，签订于2017年1月，订单价格是1529800元，包括了陈先生主张的动态扰流板、TESLA红色制动卡钳两项配置。
陈先生解释，2016年9月，他与特斯拉公司签订了第一份尾号为63的购车协议，自己如约支付近149万元购车款。2016年12月他收到特斯拉后，才发现少了两项配置。“签协议时，我认为是默认包含这两项配置的。”陈先生说，随即马上与销售人员沟通，表示车子缺少动态扰流板、TESLA红色制动卡钳两项配置。
2017年1月，特斯拉公司给陈先生发来尾号为35的购车协议，但车辆价格要高于此前价格（约153万元）。特斯拉销售员承诺将交付新车，没有马上要求陈先生补足两份协议之间的差价。
“由于特斯拉自身内部管理问题，才导致买一辆车出现两份协议的问题。”陈先生说。
特斯拉公司则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尾号63的协议，尾号35的协议因陈先生未支付差价，并未实际履行。陈先生与特斯拉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特斯拉已按照约定交付了合格车辆，双方协议已履行完毕。陈先生是依据一份未生效订单提起诉讼，法院应驳回其起诉。
2018年9月，北京市大兴法院对该案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编号63的购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一致意思表示，特斯拉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交付了车辆，陈先生按协议价格支付了车款，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根据现有证据和尾号35的汽车购买协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订立了更换车辆的协议，陈先生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看，尾号为63的购车协议中约定的价款、配置与实际交付的车辆价款、配置一致。该协议载明的配置中不包含动态扰流板、红色制动卡钳。尾号35的购车协议中车辆配置虽含有动态扰流板、红色制动卡钳，但该协议未经双方一致确认，显示价格也与陈先生实际付款金额不一致，因此尾号35的合同不能作为车辆交付的依据。
陈先生与特斯拉员工之间，虽然存在关于车辆缺少配置的聊天记录，但未对涉案车辆缺少动态扰流板、红色制动卡钳问题进行明确认可，亦未提出更换车辆。因此，特斯拉未构成根本性违约，法院据此驳回陈先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败诉后，陈先生提出上诉。
2019年1月，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二审判决，专门就涉案特斯拉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进行了说明。法院表示，陈先生主张车辆因刹车问题发生事故。但事故发生后，陈先生并未向交管部门报案并申请对事故原因进行认定，同时也未能提供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因此不能认定涉案特斯拉存在质量问题。法院二审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12月陈先生提车后告知销售人员配置不对，特斯拉销售人员在微信中表示，正在帮助车主询问新车事宜。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事故未报警无法认定质量问题，特斯拉不愿免费维修
起诉取消购车合同未果后，2020年9月，陈先生再次向法院起诉特斯拉公司，要求特斯拉公司负责对事故车辆予以维修，并交付符合约定标准即包含动态扰流板和红色制动钳的车辆。
特斯拉公司对此认为，双方的购车协议已履行完毕，此前法院判决已认定，特斯拉交付车辆符合双方约定标准。只有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销售方才应承担“修理、重做和更换”等违约责任。由于该车质量不存在问题，所以特斯拉没有义务修理该车辆。
2021年3月，北京大兴区法院对该案一审宣判。
法院认为，根据此前判决，涉案特斯拉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对于涉案车辆是否存在突然加速等质量问题并导致事故，陈先生在事故发生后未向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并申请事故原因认定，同时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在无法证明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前提下，特斯拉不同意对该车进行免费维修，同时，特斯拉对该车也没有免费维修的义务。所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陈先生的诉讼请求。
陈先生提出上诉，6月8日，该案二审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
▲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后，目前仍停在特斯拉授权的一家钣喷中心，至今尚未维修。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陈先生在上诉状中指出，之所以没有向交管部门报告车辆事故，是因为事故后，特斯拉公司第一时间将车拉走进行自行鉴定，车辆至今仍处于维修公司控制下。鉴定车辆不知经过何种处理，鉴定时间也不是第一时间，因此再申请事故原因鉴定也无任何意义，无法准确还原现场及车辆真实存在问题，无法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上述证据灭失的责任，应该由特斯拉公司承担。
陈先生认为，一审法院仅凭特斯拉公司单方说车辆无任何问题就做出肯定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事后，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当年卖特斯拉销售员崔先生，他表示已从特斯拉离职，对该事件无法回应。另一名接待陈先生的产品经理池先生已称已调店，称对此事不太了解。
上游新闻记者从陈先生的代理律师处了解到，目前，涉案车辆仍停在一家经特斯拉授权的钣喷中心，车辆尚未进行维修。
6月8日庭审现场，法庭就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即是否存在自动加速问题，以及车辆是否存在配置不符合情况进行了调查。特斯拉公司表示认可一审判决，要求维持原判。
该案没有当庭宣判。
6月10日上午，针对双方合同纠纷、车辆突然加速撞栏以及后期车辆维修责任等问题，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特斯拉公司公关部工作人员，欲了解其说法。截至发稿，特斯拉公司未作出回应。
上游新闻记者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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