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诗歌是很早的事，小学就背诵了上千首古诗。初中正值20世纪80年代校园文学的鼎盛期。在偏远的山区县城，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年经常谈论的是雪莱、波德莱尔、聂鲁达等诗人，自动写作、意识流等技巧，今日回忆起来竟觉有些魔幻。但那时我想象不到自己也会加入翻译外国诗的行列，因为我一心梦想做一位诗人。

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的诗人梦和父母的现实感经过一番对峙，最后达成了攻读英语专业的折中方案。沉浸在字母的世界里，我的中文感觉暂时被隔绝，创作陷入了停顿，但这种损失换来的是深入到英语内部领会另一种吟咏调子的能力。

读研的时候，中文系几位师弟读到我中学时期的诗，深感惊讶，邀请我参与他们组织的校园刊物《朋友们》，并特别请我给第一期翻译一些诗。其结果便是我最早的诗歌翻译作品——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和狄金森的几首短诗。熟悉英语原文的我读到这些诗的汉译，觉得它们多了一种陌生的魅力，以后便时不时翻译一些英文诗来练手，译得最多的是狄金森、爱默生，也从英语转译了里尔克的不少诗。在自学法语的过程中，我记起中学时代对魏尔伦的迷恋，也翻了他的一些诗。

诗歌翻译真正成为我一生的志向则是拉丁语触发的。这门古罗马的语言和中国的文言文一样简洁、雅致，国内翻译的人又极少（健在的老一辈译者只有王焕生和飞白两位先生），不爱凑热闹的我相信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2006年我帮一位加拿大的外教修好了电脑，他送给我一本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歌集》。当时我拉丁语还不够好，这本薄薄的诗集分量正合适。两年之后，我在美国洛布古典丛书基金会的资助下，以拉中对照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汉译，没想到反响还不错，时至今日它依然是这个冷门领域相对畅销的书。此后，我便有了信心，敢于去碰技巧和语言都极其复杂的贺拉斯，经过七八年的辛苦工作，于2017年底出版了详注本的《贺拉斯诗全集》，并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翻译奖。

拉丁语诗歌不等于古罗马诗歌，文艺复兴以来彼得拉克、弥尔顿、波德莱尔等众多大诗人都有拉丁语的重要诗篇。如果我们考察现代汉诗所依赖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便会发现，其中多数大师都熟悉古罗马的诗歌。

在古罗马诗歌的翻译中，我深深地感到，拉丁文并未死去，我仍能和卡图卢斯、贺拉斯、奥维德等人一起做梦，仍能听到他们所特有的诗歌声音。将他们的诗句转换成汉语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消化融会了绵亘千年的希腊语诗歌传统，又置身于罗马从地区性共和国转向全局性帝国的复杂社会语境，因此如美国诗人庞德所说，他们时代的复杂性堪比现代。

更重要的是，拉丁语高度依赖形式变化而基本与语序无关，正好与高度依赖语序而基本无形式变化的汉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用习惯了轻盈跳跃的短句甚至语句碎片的汉语来处理结构缜密、衔接紧凑、长度惊人（贺拉斯的一句诗可以长达28行）的拉丁语，如同将一个人裁成碎块，重新拼接，而依然保持其生命。

但这番心血是值得的，已经有多位诗人朋友告诉我，我的译诗创造了汉语中不曾存在的一些节奏模式。我知道，相对于罗马大诗人的原作，我无论如何努力，译作仍会有相当大的缺憾，所以我常通过注释来弥补，尤其着力解释我无法传达的妙处。

在世界文学史上，翻译反哺创作是普遍现象，诗歌翻译永远在侧面为诗人服务。对译者自己而言，也是如此，我在创作时也会在无意间听见我译过的那些诗人的声音，他们的梦也会不时闯入我的视线。因此，如果他们因为我的译介之力存一分的感激，我便因他们的滋育之功欠十分的恩情。所以，诗歌翻译虽苦，却有大乐在其中，这份缘也将伴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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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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