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重庆晨报首席记者凃源随心理志愿者团队去灾区
10年前,512汶川大地震震动了全国,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在大批的救援、医务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同时,媒体记者也冲在了最前沿,用他们的文字,传递爱、传递希望、传递信心,也用他们的文字记录着那一场浩劫中的人和事。
重庆晨报首席记者凃源,就是千万媒体记者中的一位代表。
在灾区的15天,他写下了多篇生动感人的报道,其中,凭借《高二八班,一个人的复课》斩获当年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十年之后的今天再次回望,凃源却收起了奖状,“牵挂于心,相忘于行,只愿他们都重拾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凃源 摄影 杨新宇
灾难使我明白忘记是最好的纪念
其实,十年间,凃源一直与曾文尧老师有联系,“我们偶尔还会在微信里聊聊,却从来不提过往的事情。”从朋友圈里看到,曾老师又有了可爱的女儿,也有了新房子。
他会在朋友圈里晒他带女儿去郊外摘野菜,带学生外出活动等内容。
他过着全新的生活,积极向上的生活。我内心替他高兴,默默地祝福他。
而与张壤,我们断了联系,我曾经试图去寻找,但事与愿违。后来,我断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可能已成家立业,也许在某一行业干得风生水起,也许有了女儿或儿子,过着全新的生活。我一旦去打听寻找,又会将过去的一切重新挖出来,这样的伤害不能再有。
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最好的纪念是忘记。
512汶川大地震,震动了全国,同时对细小的个体,也影响深远。对于我来说,经历此事,为我的职业生涯树立了很大的信心,在新闻采访中,关注细小的个体,他们本真的生活,也许更能打动读者。而如何面对灾难,面对巨大心灵创伤者,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开解、帮助,遗忘!
正如最近,我在朋友圈里所说:512十年了,我们应该学会忘却。那是很多家庭破碎的祭日,现在他们都有了新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有了新房子,更有了新生活……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仅此而已。
△2008年,重庆晨报首席记者凃源随心理志愿者团队去灾区
随心理志愿者前往灾区
512地震发生时,我正好在重庆市渝北区大竹林街道开会,我当时正在做会议笔记,突然看到很多人在向外跑。我反应不敏感,但大地震真实来临……
作为记者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驱使我想要去灾区。但家人因安全问题,并不想我去。而我不是跑突发新闻的记者,单位没有派我去。但我一直在纠结,寻思通过什么渠道去。
此时,正好一位同事送来机会,随心理志愿者团队去灾区。
5月17日,我终于随心理志愿者出发,首站绵阳。当晚,经历的事,让我对心理疏导有了全新认识。
我们帐篷搭在九洲体育馆外的田里。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体育馆内发出潮水般的喊叫声,大家一拥而出。第二天,得知当晚很多人受伤。志愿者说,安置点的人们,经历地震后,一直处于恐慌中,必须为他们做了心理梳导。此时,我忽然觉得这份工作并非可有可无,地震中幸存者,如何活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志愿意者说,心灵上最严重的伤,是一句话都不说。地震后,这样的患者很多,他们也许经历常人无法经历的悲痛,也许至亲家人全部遇难,这样的人随时可能走向极端。
当务之急,是赶紧让他说出来。志愿者教我,只能说一次,如果反复述说,将是又一次伤害。仅有的一次,一定让他说出来,最好让他哭出声,发泄出来就好了。
这些方法,对我接来在灾区的采访有重要作用。
△张壤
找到高二八班唯一幸存学生
几天后,我去了北川中学遗址。打听到高二八班,可能只有一个幸存学生。经过多方辗转,我找到了这位同学的手机。我给他电话:同学们都返校了,很多明星都要来参加开学典礼。但他回答我:“为什么没有同学通知我呢?”我沉默了。
这名同学叫张壤,最后,他没来参加开学典礼。他并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幸存,但他有强烈的预感,同学们都去了。
他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他每天都登QQ等同学上线与他联系,但同学的头像永远都是黑白色,除了他,没有一个头像点亮。
虽有预感,但他内心无法接受,也不敢去确认此事。
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去当志愿意者,不停地搬运矿泉水、方便面。“把自己累垮,晚上才能入睡,不用去猜想同学老师都怎么了。”
开学典礼后,要上课了,他来学校与我见面。
我和他聊天,他一句话不说。因为来校后,他终于确认了全班只有他一人幸存。
我问他十句,得到的答案就一个字“嗯”。他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将小纸条,不停地缠绕手指,又取下,又缠上。
我从心理志愿者那里学到一些知识,他这是强烈自闭表现。我不停地和他东拉西扯,一会说,开学典礼成龙、谢娜等明星都有来了,希望找到他感兴趣的话题。
但我失败了,他依然不说话。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我没有掏本子和笔,一个人唱独角戏,天南地北地聊。
后来,我找到突破口。我讲了我在绵阳街头遇到的事情,当时我胸前贴着志愿者标志,去坐公交车,没有零钱投币,这时车上两人争着为我投币,甚至还发生争吵。灾区的人们对志愿者心存感恩。
听完这个故事,他依然不说话,突然将喝过的半瓶可乐递给我。如果是平时,我会拒绝。但这次,我接过就喝,一口气喝完了。我的这个动作,让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
△曾文尧
找到只有一个学生的班主任
他终于向我敞开心扉,最后,他拜托我一件事:我的班主任还在世,但无法联系,听说在重庆“市二院”。我马上帮他查询,但查了很多医院,都没有找到。后来我一想,是否发音错了,应该是“十二院”,果然,他的班主任曾文尧就在这里就医,地震中,他的腿受伤,女儿离去。
5月30日,我从绵阳回重庆,去帮他找老师。
在回渝的路上,我写了《高二八班,一个人的复课》这篇报道,后来稿件得到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报纸来到十二院。曾文尧老师看着报道,双手一直发抖。他说,“地震之后,我多希望学生能向我报平安,可我直到一在也没有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他说,做为一个班主任老师,“你知道我内心有多痛苦吗,今天才从你口中得知我还有学生幸存。”第二天,我和曾文尧老师返回灾区北川。
到学校后,当曾文尧走进高二二班教室,讲台上摆了999只纸鹤,张壤又摆上了最大一只,一共一千只。学生用羌族语唱起祝酒歌,一人端一杯水杯,一起干杯。
曾文尧老师说,“今天见到你们,是地震发生以来,我最大的解脱。”说完他嚎啕大哭,我也嚎啕大哭。去灾区,很多天我都在哭,而这次是哭得最狠的一次。
△北川中学高二二班教室,讲桌上摆了1000只千纸鹤,学生用羌族语唱起祝酒歌
连续数年回访灾区看变化
灾区此行,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老师找到了学生,帮学生找到了老师。虽然他们都变成了高二八班的唯一。唯一幸存,是支撑他们今后好好活下去理由。
我认为,让两个濒临绝望的人正常地活着,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报。出发前原本以为,我们可以帮到很多人,但其实最终只能帮到一个很小的个体,一个人或两个人。
此次抗震救灾之行,为我带来了很多荣誉: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重庆十佳新闻工作者,重庆晨报首席记者。荣誉并不让我欣喜,如果老天能够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宁愿意这一切都没能发生过,没有得过这个奖。这样最好,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十年来,我一直牵挂着灾区建设,地震百天,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我都前往灾区采访。然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了,历经劫难后,人们慢慢告别过去,过上新生活。
△曾文尧和学生
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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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八班 一个人的复课
张壤是北川中学高二8班学生。这个已在昨(28日)天取消的班级,地震中经历了最可怕的浩劫:全班53名同学,51人失踪或遇难,1人重伤,唯一能重返课堂的人是张壤。
我给35个同学QQ留言,让他们报个平安,但是,这些头像再也没有闪亮过。
我每天都让自己干得筋疲力尽,回家来不及想念同学也就睡得着了。
现在,就是我在代表高二8班。
北川中学高二年级昨天复课,只有一人遇难的高二一班,要加入一个新同学——张壤。
张壤坐在帐篷里,没有去上课,“我不想去,没有同学了。”
张壤无法接受高二8班只剩下他一个人重返课堂的残酷现实。
好友的劝告成为遗言
“如果不是镖师,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张壤长长叹气。
“镖师”是杨正彪的外号,张壤最好的朋友。
“5月9日,星期五,那天,我的眼睛非常红,看东西都模糊了,镖师看到我这个样子,马上叫我请假去看病,不要再呆在学校里。”张壤说,“我本想拖一拖的,镖师和我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十几年的交情了,他说的话我很在乎,放学就去了江油的医院。”
“当时,好几个同学也劝我赶紧去医院,同桌黄琴、好友金铃、杨欣、母桂林、刘俊、甘涛,都劝我赶紧看病。“他再次叹气,“他们劝我的话,可能已经是我和他们说的最后的话了。”
看病挂错号逃过劫难
在江油没治好角膜炎,周日张壤回到绵阳市区,准备周一也就是12日上午看病,下午返校,“周日晚上要上自习课,我向班主任曾文尧老师请假,老师叫我上午看了病尽快返校,期末临近了。”
张壤周一在绵阳中心医院看眼科,开始挂错了号,重新挂号时间就晚了,挂了第38号。医生给看他病时,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
看完病,住在绵阳的幺姨打算用车送他返校,在幺姨家门面等车的时候,大地震发生了。
绵阳城的人都跑到了街上搭棚避难,没有电视,打不通学校老师同学的任何电话,只知道“震中在汶川”的张壤和很多人一样,并不知道北川才是这次地震伤亡人数最惨重的县。
同学QQ头像再没有亮
13日,张壤知道北川是重灾区了。“爸爸打电话给哥哥,说家里房子垮了,但全家人都安全,我心中悬着的两坨石头放下了一坨,就只担心同学了。”张壤说,14日,他从6班好友处得知,6班很多同学都活着出来了,我们班的教室在6班旁边,离楼道近些,应该有更多同学活着出来。”
怀着这样的想法,张壤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自己的同学:白天,他到绵阳中心医院、307、404等医院寻找,“在绵阳中心医院我看到了几个北川中学的同学名字,但就是没有我们班上的。”
地震过后几天,绵阳的网吧开始开门,张壤每晚挂着QQ,“我有班上35个同学的QQ号码,我给他们每个人留言,让他们报个平安,但是,这些头像再也没有闪亮过,直到今天。”
同学在最难逃出的教室
长虹厂承担起了北川中学学生安置的重任,对绵阳城很不熟悉的张壤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长虹厂设的安置点,“老师同学听说有高二8班的同学活着出来,都高兴得很,因为我是第一个到长虹安置点报到的高二8班的学生,不过,他们很快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让人绝望:12日,高二8班下午2:15开始上的是化学课,这节课并没有在幸存者很多的6班旁边上,而是在学校唯一的电教室上——电教室不仅位于完全垮塌的旧教学楼,而且为了保护电教设备,每扇窗户都有坚实的铁栅栏,教室出口只有一个且是一扇铁门。
16日,张壤听说班上马武虎同学被救了出来,重伤,“据说他双手都被截肢了,不晓得在哪个医院抢救,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同学还平安的消息。”
纸上给每个同学写话
见不到任何一个同班同学,他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之中,“没有哪天晚上我睡得着觉,我不相信我们班就这么没了。”
班级生活的点滴都如针一样刺痛他,“我们班是出了名的团结,球类比赛都是年级第一名,同学关系融洽得很。”他回忆:镖师,好兄弟,从小一起长大,除了初中以外都是同班同学,有点生病都会过问;黄琴,好同桌,他眼睛红肿时,她帮他抄笔记;金铃,好妹妹,有零食必分着吃,他跑渴了曾发现桌上有瓶矿泉水,她放的……
昨天和记者摆到这些细节,他掉泪了。“这是我地震以来第三次掉泪,第一次,是在电视里看到我们那栋教学楼全垮了,第二次,是网上看到很多家长围着那栋教学楼大哭的图片,第三次,就是今天,说出了我对他们的怀念。”
怀念,没有说出来时才是真正的煎熬,他在纸上给每个同学写话,“我们不是说好十年过后开同学会吗?你们都在哪里?”6班朱生菊打电话给他时,宽慰他:“你们班的同学都去旅游去了。”
他遗憾因生病没有领到班上唯一合照,他后悔9日离校那天没站在讲台上和班上同学打个招呼,后悔喝了那瓶矿泉水,后悔没有带走那本笔记……
19日,全国哀悼日,他把解放军在北川中学默哀的报纸照片剪下来,背面写下了每个同班同学的名字。
当志愿者平抚内心
18日,张壤在车上遇到一位上海老人,老人招呼他到身边的空座来坐,和他攀谈。“我问他是不是到北川,他耳朵不好听错了,说自己身体不允许到废墟去救人了,但是可以来当名志愿者,我也决定要当志愿者,为救灾尽点力。”
学校不强求学生到安置点,允许他当志愿者。19日,他找到了志愿者报名点,开始到火车站当“物资转运员”,实际上就是搬运工,每天干到很晚,后来,他又到九洲体育馆当志愿者,主要还是搬运救灾物资。
“我非常感激那位上海老人,他告诉了我面对灾难不能沉沦,而且为别人服务让我心中好受了一些,同时,我每天都让自己干得筋疲力尽,回家来不及想念同学也就睡得着了。”
难以加入新的班级
由于班主任老师重伤,同班同学在安置点一个都没有,张壤埋头当志愿者,不知道学校即将复课。记者得知高二8班有张壤这个幸存者之后,通过张壤在6班的好友陈磊找到了他小姨的电话,通知张壤来复课。
昨天上午10点见到张壤时,他独自躺在与6班男生混住的帐篷里,眼睛盯着帐篷顶。高二1班已经复课,班主任老师苟友华在“收心”,被编入高二1班的张壤没有去听。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活在这里?”张壤说:“我们全家都在这场地震中毫发无伤,看到那么多人没了,我心里反而觉得我这么存在着是有罪的,我们整个班没了,我没有任何一个同班同学,你说,我怎么可能高高兴兴地加入别的班?”
张壤双眼布满血丝,“看到任何一间教室,我都恨啊,是他们让我失去了所有的好兄弟,好姐妹……”
我代表高二8班
快12点了,高二6班的同学回到帐篷,好友易尹翔递来喝了一小半的一瓶冰冻可乐,张壤喝了一口,传给记者。
6班的同学和张壤比较熟,老师没有把他分到1班的帐篷,苟友华说,“不强求张壤一定要马上上课,我也是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我明白这种孤独的感受,等他好些了,再加入我们班吧。”
“我们班的口号是团结成就集体,拼搏成就你我,其实我明白,现在,就是我在代表高二8班,我会拼搏的,否则,我对不起我们班上的兄弟姐妹。”张壤说。
张壤有个心愿,希望找到重伤的班主任老师曾文尧,“你是重庆人,你可以帮我找到他么?”记者表示将尽全力帮他寻找,并于当晚寻找在绵阳的心理咨询师,希望能带他早日走出失去同学的痛苦。
“你可以在报纸上感谢那位上海来的志愿者爷爷吗?同时,能不能感谢所有到北川,到四川来救灾的人,我要一辈子学习他们!”他送记者到校门口时说。
重庆晨报记者 凃源
(本文刊发于2008年5月29日《重庆晨报》12版,获得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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