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恒的。但如果博弈是为了更加长期的利益，那么就千万不要低估博弈的时间跨度，以及对手的决心。

南风窗微信公众号消息，2018年的10月国庆节，好像分外不平静，朋友圈充斥着不少负能量：彭斯演讲，打砸售楼处，港股大跌……

国庆节最后一天，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中国央行公布，将在15日起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有人估计，降准可以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

但10月8日的开市第一天，股市并没有对“好消息”做出应有回应，而是相反——沪指当天跌3.72%，深成指创业板指跌逾4%，两市超过3200只股票下跌。

其实，在这个特殊时点，股市已经不再具有指标的价值。你必须知道，中国主要机构投资者多半有着地方国资和中央国资的背景，因此涨或者跌，一定程度上并不体现市场的真正走向。

我们应该关注中国经济内核中那些更重要，更深层的东西。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年份，忆往惜今，弥足珍贵，审视过去靠什么，才知道未来在哪里。

 1 、中国人 

19世纪后半叶，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的叙述中，时常可以读到加州铁路华工的悲惨，以及他们的勤奋和节俭。

华工每12小时可以铺设铁轨16英里，但同样来自贫苦之地的爱尔兰工人，却只能铺12公里。华工有储蓄的习惯，但爱尔兰工人喝完大酒，找完妓女，工资可能就所剩无几。

同样，20世纪初，在西线和德国作战的英法军官们，也感叹华工的吃苦精神和劳动能力。挖掘战壕，在同样的时间之内，华工可以挖掘200立方英尺，而印度人只能挖150-160立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作业能力则是140立方。

前不久，一位中字头的国企朋友对我说，在迪拜、新加坡的工地，南亚次大陆劳工的工作能力也明显逊色于中国的农民工。在国内工地，农民工可以连续工作一天不休息，但印度人四五个小时就要停一下。

某种意义上讲，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离不开中国人的血肉故事。体力劳动并不低端，它很大程度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和智力水平。我甚至认为，它远比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多少奖牌更有指标意义。为什么？

其一，体力劳动包含智力因素。使用工具来劳动，本来就是人类智力进步的标志。一个工序的完成精确度，即是人脑对信息的反馈快慢和处理效率的体现。

其二，体力劳动是有组织的。组织性是人类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才有的，不是吗？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体力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是一个民族体力和智力的平均值，它不需要专门的训练，也不需要遴选。相比而言，精英竞赛（金融、奥数、诺奖）等，掺杂了太多社会治理、规则运行等方面的因素。作为代表一个民族智力水平的指标，它们不纯粹，而且偏差严重。

当然，以上对比，并不是说明其他民族在生理方面的落后性。比如，中国人“能吃苦”，其实一定程度也是被逼出来的。对吗？我的意思是，中国体力劳动者的强大，远非“能吃苦”这么简单，它代表着这个民族整体体力、智力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固然是奇迹，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4亿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庞大民族。农村的青壮年抛妻别子，骨肉分离，城市白领每天都神经紧绷，脸色暗淡，大小老板像经济动物一样奔跑和盘算。即使是官员，也必须成天辗转于招商引资的各种“战场”——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更像企业家。

总之，经济奇迹是中国人应得的，不是别人给与的。

2、不确定  

关于中国的经济路径，长期以来，辩论分为两派，一派是凯恩斯式的，即主张有为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干预永远不可或缺；一派是芝加哥学派（或者奥地利学派），主张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才是未来。

其实，另一个学派更和中国未来有关。

在经济学界，有一个骨骼清奇的瑞典学派，但由于地理偏僻，经济体量太小，所以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长期被世界冷落。但它的清奇之处在于，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眼光毒辣。

它的主要观点对应着三个议题。

1、意识形态：瑞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根本区别不是所有制，而是纵向的中央集权和横向的地方分权之别，所有制只不过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

换句话说，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只是“表”，而社会权力到底集中到谁手中，这才是“里”。

2、贫富问题：瑞典学派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技术）相比，分配会占据劣势，而劳动者又占据多数，那么劳动者分得越来越少，必然影响社会的整体效用。

另一方面，资本家（企业家）财富占有多，拿走一部分的“痛苦”，也必然远低于劳动者得到这部分的“快乐”。因此搞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好事，这会让社会的整体福利最大化。这是北欧高福利社会的思想渊源。

3、禀赋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更进一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而瑞典学派看得更加透彻，他们看到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优势背后，其实是禀赋（自然资源、人力禀赋等）的优势。

因此，一个国家要崛起，必须发挥自己有优势的禀赋，比如人力丰富，那么就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资金充裕，则大力进军资本密集型产业。

以上三个议题，对中国人来说，好像都似曾相识，对吗？是的。但我们只讨论第三个议题。

关于比较优势和中国的禀赋，在这里讨论已经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听了几十年了，耳朵起茧。

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瑞典学派在禀赋理论中，还有一个深化和发展。他们研究发现，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禀赋（要素）的差异，最终会被填平。因此，一个经济体不能总是依靠某一个禀赋来发展自己。比如，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必然随着出口产业的发展而消除，劳动力会变得稀缺，价格也会走高。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之路，其实和瑞典学派的观点是吻合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已经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3倍，中国的禀赋，已经不再是劳动力价格，而是产业的配套和公共服务。

产业配套的转移成本比较高，而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又有着很大关系。因此，中国的某些禀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不了的，这给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留出了充裕的时间。

然而，特朗普希望改变这个现状。

3、对手  

经济之所以成功，根基是禀赋，方法论则是分工。一言以蔽之，中国做对了三个“分工”。

一是中国与他国的分工。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分享全球化红利，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

二是“国”与“民“”的分工。国有资本卷缩到产业上游，控制能源、金融，把下游让出来给民企，让民企出口创汇，解决就业，安定社会。

三是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国企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把福利“包袱”抛给了地方政府（社保基金主要是地方在管），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那么实际上等于抛给了社会。这个策略，如果不做价值评判，它对经济增长的确非常有效。

现在，这三个“分工”都面临挑战。

其一，特朗普希望破坏第一个分工，即通过贸易战和关税壁垒，将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之中不断挤出。

其二，某些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危及第二个分工，国企、民企信用差异太大，如果不分工，必然造成很大的效率损失。

其三，人口老龄化和社保基金的空账，给中央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抛给社会的“包袱”可能又重新回来。果真如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它可能一定程度迫使央地财金关系的重构。

后面两个分工，是内部问题，在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治理之下，通过改革，是可化解问题的。但特朗普对第一个分工的破坏，则是外部约束。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一场博弈的持久战，最好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利益集团重利而已，任何事情都能靠钱来解决。

美国是个奇特的国家，它的国家治理包含着联邦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杂糅，也有民粹主义和精英治理的混合，这种奇特的平衡之术，保证了它建国两百多年来，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总之，它长期都是世界第一强国，以至于很多美国精英将国家自比罗马。

的确，这个国家的很多年轻精英曾一度习拉丁文，读罗马史。罗马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如果算上苟延残喘，气息衰弱的拜占庭帝国，它光是帝国时代就持续了将近1500年，如果加上共和国时期，那么罗马持续了差不多2000年。在中国，如果去掉断代王朝（西汉东汉、南宋北宋等），所有帝制王朝从未超过300年。

罗马持续时间之长，很大程度在于它能够不断消灭威胁自己的对手，这是罗马精英和上流社会一直以来的共识。

迦太基人曾经是地中海的霸主，由迦太基大将汉尼拔率领的野战军驾驶着战象，将罗马军团打得丢盔卸甲。地中海即是当时的世界，迦太基人相信，武力是暂时的的，而商业才是永恒的，只要和罗马形成海洋贸易的纽带和经济利益捆绑，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华，完全可以与罗马和平共处，万世千秋。

并且，迦太基的富人也认为，自己没有国界，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地中海沿岸）到处配置自己的资产，他们要做 “世界公民”。

但结果是，罗马人认为必须消灭这个对手，短期商业利益的损失，无关大碍，只有成为地中海的唯一强权，才能带来真正的超额收益。最终，崇尚商业的“经济动物”迦太基人被罗马人屠城灭国，他们永远从历史上消失，空留残缺的城垣让后人凭吊。

博弈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恒的。但如果博弈是为了更加长期的利益，那么就千万不要低估博弈的时间跨度，以及对手的决心。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原标题：当心那些熟读罗马史的彭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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