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重案组37号消息，2018年7月2日,电影《我不是药神》首映礼在清华大学举行。观众席里有大学生、影视明星、媒体记者和癌症患者代表。当晚,徐峥对着台下观众说道,“陆勇先生始终是个英雄。”外界给陆勇的标签是“药侠”。

陆勇当时坐在台下,他反驳说,“我只是一个癌症病人。”

从那次起,我有了采访癌症患者国外求生的想法。在联系上陆勇后,我跟随他去印度,拍摄了他买药的全过程,也独立探访了当地仿制药市场。后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仿制药的疗效和风险并存。

多数癌症患者在国内使用代购而来的仿制药,但他们对海外代购渠道的了解并不清晰。购买,吃药,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赌博。而赌注,就是自己的命。

在经过长达数月的拍摄后,我们把一些癌症患者和他们的求生故事浓缩成20分钟的纪录片。谨以此片为国内癌症患者群体厘清抗癌仿制药的渠道与其中风险,希望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陆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天价药与吃穷了的病人

在拍摄这个纪录片之前,我们和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有过交流。他说,癌症患者经过规范化的抗肿瘤综合治疗后,服用抗癌药物可以使肿瘤病灶稳定,不再扩散,病情长期趋于稳定。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通过及时、有效和长期治疗,癌症可以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得到控制,患者甚至可以和癌症和平共处数年。

但是,问题总是出在经济上。陆勇说,他在接触印度仿制药之前,都是吃正版药,一个月花掉近3万元药费。两年下来,70多万就没了。本来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他,也穷了。父亲为了给他赚钱买药,有一天在出门上班的途中,出了车祸。

关于抗癌药的“天价”,很多人都会想到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在这部电影里,能够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正版格列宁,一瓶药要4万块,很多家庭都无力承担。但是印度的仿制药,进价只要500元。

“四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我不想死。”电影中,一位患病老太太说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无奈,“没钱,连活下来都那么难。”

但是,新药的研发的确需要在前期投入巨额资金。这个“巨额”,往往是数以亿万计。最后,药品会被定出一个“天价”,也是对专利合法合理的保护。

在这个双方都合理的情况下,“穷人如何活命”的问题貌似走进了死胡同。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的“癌症旅馆”,肺腺癌患者顾大姐正在等待电饭锅煮饭。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为了活下去

在北京西四环,我了解到紧挨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有一处被绿化和高楼包围的居民区。因为无力承担药费,但仍想继续治疗,很多癌症患者都租住在这里。这片区域也被称为“癌症旅馆”。

癌症患者们每天向旅馆老板交纳100块钱的住宿费,甚至更少。他们一人一个房间,房间里配有空调、洗衣机,当然,还有厨房。如此,便有了家的感觉。

他们在这里,都是为了活下去,用各自的方式,做出不同的努力。

来自湖南的一名肝癌患者因为肝腹水,肚子肿胀。为了舒服一点,他便让儿子用注射器做了一个简易的排水装置。每当肚子肿胀时,他就用针头刺穿自己的肚皮,通过橡皮导管将腹水和血,排出体外。这样的场景,我看得心跳加速,头皮发麻。

同样患有肺腺癌的顾大姐跟我说,她的家在北京郊区。被查出患病之后,自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到这里来住。一次住上三五天。除了买药,他们已无力再承担其他开销,目前已经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

无奈,正品药实在太贵,她开始和其他病友聊天,“讨论购买仿制药的渠道和疗效”。而印度仿制药,貌似成为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只不过,通过病友之间的交流,我发现,他们只是知道了“救命稻草”在印度。至于这个渠道的透明度有多少,没人能答得上来。

顾大姐用的仿制药是孟加拉版的奥希替尼,中文名是泰瑞沙。她告诉我们,这个药是从一名印度代购商手里买来的。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却发现,印度政府早已不允许销售孟加拉版的奥希替尼。

至于这名印度代购手中的孟加拉版的奥希替尼到底从何而来,顾大姐说,“问了,他不跟我说。”

那海外代购而来的药,到底是真是假?这是个致命的问题。

▲在印度药品市场出现的涉假孟加拉版奥希替尼(黑盒9291)。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救命稻草”隐身脏乱差的市场

2018年7月,我去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决定一探究竟。

落地后,来接我的酒店工作人员在车上说,即将下榻的酒店位于医院附近,有一条50多米专门卖药的街道。他说自己接待过很多来印度的中国人,多半都是为寻药而来。虽然不明我的来意,但他还是介绍,“你们可能会对这条街感兴趣。”

我回答他,“我也感兴趣”。

第二天,我直奔服务员口中那条很多中国人都会去的卖药街道。说实话,印度的药店,卫生条件真的不好。

和国内多数药店的做法不一样,他们很少会整盒销售。他们会用一张白纸,按照不同的药物,取出不同的量放在白纸里,再折叠包装起来卖给患者。对于此举,当地居民称,是为了不造成药物浪费。

在新德里的第四天,我乘地铁来到当地最大的药品批发市场。那里嘈杂并拥挤,五金、各种精油批发以及小家电批发商店挤在一起。房屋墙面上贴着杂乱的广告,黑色的电缆线如同蜘蛛网,错乱交织,还有猴子在上面跳来跳去。

“蜘蛛网”下方的道路没有硬化,稍微下点雨,就是真正的“水泥”路,水和稀泥的污泥溅在裤腿上;稍不留神,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溅起的污水,就会落在我脸上,一股泥腥味。

药店藏身在深巷两边。我找到了多个老板问起仿制药,还没等我开口,他们就开始了推销,“是中国人吗?是否需要抗癌药?”

显然,中国人来印买药一事,在这里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在聊天的过程中,这些药店老板拿出了中国产的智能手机,打开微信,扫了我的微信二维码说,“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和我微信联系,交易可以用人民币,甚至可以通过快递将仿制药发到中国。”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药店内用来存放冷链药的陈旧冰箱。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拿命当赌注

在去印度之前,我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进行调查时发现,同样作为拥有强制仿制政策的国家,孟加拉国生产的仿制药也在大批量地卖到中国。一些在孟加拉国常住的中国人把代购作为主要职业。他们租用民房来作为接待国内患者的固定地点,也作为仿制药仓库。

在孟加拉国从事仿制药代购的一名中国人跟我说,每个在孟的华人,几乎都会接触仿制药。他们除了通过快递将药物发往中国,有需要时,甚至会找准备回国的中国人,通过人头带货。当然,也会付相应的佣金。

存在安全风险的不仅是药物渠道,还有一些特殊生物制剂(注射类抗癌药)。

在这个纪录片中提到的乳腺癌仿制药赫赛汀是一种特种生物制剂,需要保存在2℃至8℃之间,否则会有失效风险。然而,印度药商的处理办法则是用一个用来装冰棍的白色泡沫箱加上一些冰块,通过快递发往中国,再到患者手里。整个过程需要7天的时间,加之这样的运输环境,很难保证药效。

但仍有很多人选择去购买。王继刚的亲属因为癌症急需药物治疗,恰逢王继刚在印度办事,便在当地买了仿制药。

▲王继刚在印度一药店内帮助亲属购买抗癌仿制药。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他回到山东老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在印度药店购买的两瓶仿制药和一张发票赶到病人家里。失去行动能力的亲属看到王继刚带来的仿制药,露出了笑容。抬着头看着王继刚,说了声“谢谢”。

几个月后,我听搭档说,王继刚的患病亲属因病去世。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癌症病人仍说,他们不怕上当,只想试一试。

国内一家跨境医疗公司的创始人杨晨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在生与死之间,更多的患者愿意去赌。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是胜利者。

原标题：纪录片|我在印度暗访仿制药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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