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张晨（化名）将压舌板探进病人的口腔，往下一摁，对方一咳痰，咽拭子及时采样。

每采样三四个人，张晨就可能与病毒“面对面”一次。而采样是为了帮助病人进一步确诊是否为新冠肺炎患者。

他本是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医生，疫情当前，他所在科室的成员被抽调去做采样。

工作仅五天，张晨就出现了发烧症状，CT也显示右下肺有一个小的斑片状影，他随即被隔离。防护用品独缺鞋套，张晨猜测是“病从脚入”。剩下的四位医生一天要在门诊采样上百份，工作更显高危。

情况正有所好转。张晨所在的医院目前已试行CT影像诊断法，“做一个CT很快，而且机器也很多。只要根据密切接触史再加上影像学就可以做一个疑似的诊断了”。

张晨相信，检测的个中瓶颈慢慢会有所突破。

以下是他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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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我们接到医院的指令说要开展核酸检测项目，需要加大采样量，然后医院把采样的任务指派给了我们耳鼻喉科。

我和另一位女医生是第一批负责采样的。我们一天要采样100多份，有时每天光门诊的采样量就达到150份到160份，再加上病房的采样，基本上每天都是满负荷运行。

采样工作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染的工作。因为采样需要直接面对病人的气道，相当于是直接面对病毒。在那种飞沫的笼罩之下，哪怕有一丁点顺着防护衣缝隙钻进去的话，就有可能就面临着感染的风险。

我们现在防护服的资源也很紧缺，为了节约防护服，早上我们穿防护服进去了以后，一般要从中午1点一直做到下午5半到6点才能出来。

穿着三级防护服进去基本上几个小时不能吃也不能喝，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一点都不能透气，每次出来就是一身汗。

我有一天从中午一点一直做到了晚上八九点，七八个小时没吃没喝，也没上厕所。因为你一出去就得脱防护服，而每一次脱防护服是最容易造成暴露和感染的。隔离区分成了清洁区、半污染区、缓冲区三个区，每个区的墙上都贴着规范化的消毒清洁流程。

因为我们这种是高危暴露者，所以医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体温计，每天都要监测自己的体温，体温只要在37.3°C以上，就必须向医院的相关部门汇报。

2月3日，和我同来的那位女医生开始出现干咳、乏力、头痛的症状，她的胸部CT显示肺部边上有一点轻微的磨玻璃样变，斑片状的影。医院就建议她隔离了。

没想到第二天，我也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体温测出来在37.3°C左右，我马上向相关部门汇报了，然后医院给我安排做了一个胸部CT。

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没有绿色通道，一视同仁，也要排队。我特意在中午11点时候去做检测，因为那个时候排队的人可能少些。

等检查结果的过程中，我还是有一点点焦虑，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部门，我非常不希望自己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CT结果出来了，显示我的右下肺有一个小的斑片状影，院里领导也建议我先隔离。

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和同事应该是第一次采样的时候就被感染了。第一天因为我们接到命令非常仓促，上午十点多钟紧急通知我们，然后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就只有两个小时，下午三点整就必须准时开始采样。

防护面屏、眼罩、N95的口罩，包括防护服，我们都是规范穿戴的。但我们没有脚套，另外脚那个部位容易透风，可能因此产生了感染。

采样第二天，我们察觉这个风险隐患后，护士们帮忙想了一个办法：用塑料垃圾袋把防护服的脚部包起来，再用胶布把它缠缠得紧紧的，相当于自制了一个鞋套。

2

现在我们医院基本上是所有科室的人员都参与抗疫。耳鼻喉科已经停诊了，我们科的所有医生也都被调过来采样了，因为院里可能觉得这一块耳鼻喉科的医生可能比较熟悉，就直接把我们原来科的急诊改采样了，直接立地转岗。

转岗的事情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大家都在被调岗，有些人调到发热门诊去了，有些人调到急诊去了，还有人调到呼吸科去了。那些同事们都在战斗啊，有些已经战斗了很长时间了，他们也需要轮换休息一下了。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随时有可能会被调上去。因为武汉疫情严重的程度，也不是我们一家医院这样，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的。

我们主要负责发热门诊的采样工作，对他们进行一个筛查，重症的患者都住院了，他们是由住院部进行采样。后续病人能否住院，则主要由门诊的接诊医生进行跟进，他们会结合病人的病史和CT结果去判断，我们仅仅负责采样这样一个环节。

我们负责采样，检验科负责监测，一天下来，机器满负荷运载的话，大概只能检测180份左右。我们前期的采样量不大。因为我们刚开始还不知道机器的检测结果是否准确，于是我们就把样本分成了两份，一份手动测一下，一份机器测一下，后来验证机器是准确的，才开展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在现有的资源下，急重症患者肯定是优先做检测的，只有把这个病确诊出来，才能进行后续的流程。比方说一个病情很重的病人，一旦确诊了的话，需要把他转到专门的定点医院去进行专门的治疗。

但是每天机器满负荷运转，也只能做那么多了。我们还要把采样的名额留一部分给病房的病人，病房有两类患者，一类是已经住进来但还没有确诊的重症患者；另一类是出院在即的患者，我们的出院标准要两次检测间隔24小时，都测出核酸阴性。

现在检测情况已经得到大幅地缓解。目前最新的诊疗方案已经在试行了，也就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张笑春教授呼吁的CT影像诊断方法。

做一个CT很快，而且机器也很多。只要根据密切接触史再加上影像学就可以做一个疑似的诊断了，这样做的话可以更大程度将疑似患者隔离起来。

另外现在又建了一个“火眼检测站”，一天的样本检测可以达到1万份，目前正在试运行了。而且加上有检测资质的这些机构现在都在加大马力检测，省里面也非常重视，我相信检测方面的话，这个瓶颈慢慢会有所突破。

3

我非常心疼同事，我很担心他们高负荷转的话，又加上是高风险的暴露，我怕他们也像我一样被感染隔离。

刚开始我们有5个人采集样本，可能两天就要上一次这种高危的班，但是现在我们战斗减员，现在剩下4个人了。

我们医院被隔离的医护人员还比较多，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胡晟的医生，呼吸内科的，他也因为感染被隔离了，他想尽快恢复后解除隔离，快速回到工作岗位，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我接受采样工作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和家人隔开了，我基本上不和他们一起吃饭，都是做好了拿过来，然后我在房间里吃。

我和我的老母亲住在一起，必须要和她隔离开。我们年轻一点点的，抵抗力强，但这种病到了的老人身上可能就比较重了。

我现在甚至有点后悔，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我的老母亲是从武汉郊区专门赶过来陪我的，我现在有点后悔，那个时候不该让她过来。

尽管老母亲过来了，我们也没有过年。

现在我在医院的9楼进行隔离，我们医院现在也准备在4楼建一个方舱医院，我可能马上要搬到4楼去了。

原标题：战疫者｜与病毒“面对面”的采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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