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在英国伦敦，一名4岁的小孩透过玻璃看望自我隔离中的曾祖母。

逃离英国

“群体免疫”带来的集体恐慌

王婧宜在希思罗机场候机时，感到很分裂。

排队登机的队伍里，几个中国人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全副武装。与之相对，整个机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戴口罩。这是凌晨六点的伦敦，时间是2020年3月20日。

时间倒回3月8日中午，张艳琼登上伦敦飞往科伦坡的飞机，上座率近八成的飞机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戴口罩。

这12天里，英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从257例急剧上涨到3741例，死亡人数则从3人增加到177人。但在希思罗机场，这一人流密集的感染高危地带，英国人的状态看起来似乎一成不变，与数字的攀升形成强烈对比。

在王婧宜看来，这种分裂不仅反映出中英两国对防护重视程度的差异，也映射出这种反差背后，不同政府的防疫政策对民众观念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当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此前累积的不安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发酵成集体性恐慌。“普遍的情绪是愤怒、失望以及恐慌，觉得无法理解。”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曲蕃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截至3月21日24时，北京累计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共97例，其中来自英国的有30例，位列第一。从输入病例的职业背景来看，留学生就有51例，占52.6％，超过了半数。在英国的“延缓”和中国的“应收尽收”之间，留学生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回国一票难求

直到3月10日，王婧宜还没有回国的打算。

王婧宜在剑桥大学中国研究系攻读博士，今年是第二年。本来她一直期待3月13日的学院150周年庆舞会，很早就买了票。当时，英国的确诊病例在300左右。她的一个朋友劝她，不要去，按英国目前的政策，整个局势一定会恶化。她极不情愿地退了票，为了安全，还提前退了剑桥的宿舍，和朋友一起搬到一个独立公寓居住。

没想到，疫情真的在几天后急转直下。从3月10日起，英国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100例上下，舞会前一天，新增了207例。此前，在1月31日首次确诊两例后，几乎整个2月，英国的确诊病例一直是个位数，而且没有死亡病例。“3月上旬之前，英国的确诊一直是非常缓慢地增长，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担心。”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退票后，王婧宜给学院发邮件，建议舞会改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过去两个月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不要在英国重演。”在邮件中，她这样写道。学院回复称，国家防疫部门和健康部门都认为没必要取消大型活动，所以无需恐慌，舞会也不会取消，但会在现场提供消毒洗手液，也要求有感冒、发烧症状的学生不要参加。舞会当晚，尽量减少亲密接触的活动。

3月13日是个周五，在英国一向有“喝一杯”的传统。和此前的每个周五一样，酒吧里的年轻人在热烈交谈、举杯，学院舞会照旧。不同的是，这天王婧宜搬进公寓，开始了她计划中的“自我隔离”生活。别人在跳舞，她在囤粮。15公斤大米、100卷卫生纸，这是她和另外两个舍友未来3个月的储备。

舞会仍在继续，王婧宜当时感觉，“和整个世界是脱轨的”。也在这天，她接到了父母的电话，要求她尽快回国，在学业、回国感染风险和继续待在英国的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后，她决定回国。

但很快她发现，根本订不到票，直飞已经不可能，二转或三转的票，订上后航班总被取消。最后，通过她父亲认识的一个票务，终于买到一张辗转30个小时的机票，只需要中转两次，相比别人，已经足够幸运。她有个朋友，至今仍没有买到票。

“我们真的非常崩溃，回国这个决定已经很难了，会耽误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回国却更难。”她感慨。

张艳琼买票更早，她原计划3月24日从伦敦经深圳回老家云南保山。3月6日，深圳航空说航班暂时停飞，最早可以改签到3月29日，在她签证到期前一天，但也无法保证。她担心如果再被取消，就会困在英国，所以决定退票重买，马上回国。

当时，英国只有144例确诊，留学生群体也还没有大范围的恐慌，但她搜索后发现，直飞已经从三四千元涨到近三万元，而且票极少。一转和二转还有不少，但很多是在法国、西班牙这类疫情较严重的国家，风险很大。最后，她通过朋友认识的一位代理买了两天后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中转，上海入境，再转保山的一班航线。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临要起飞时，张艳琼突然收到科伦坡到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航空公司帮她搜索替代航线，先是从科伦坡经曼谷去上海，改签后几分钟，这班也被取消。再改成经新加坡去上海，操作间隙又被通知取消。最后一个方案是，经吉隆坡飞上海，但要滞留超20小时。当时，离起飞不到半小时，她还没安检，同意后就开始“生死时速”。在登机口，乘务员正拿着一个秒表一样的计时器倒数，10、9、8、7……她一踏进舱门，乘务员马上按了一下。舱门关闭，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盒子”，张艳琼随即开启了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的“魔幻之旅”。

“我算是较早一批回国的，在我开始隔离后两三天，鲍里斯政府召开了第一次疫情发布会，‘群体免疫’政策出台后，回国的留学生激增。”张艳琼说。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各种“回国群”了解到，在3月10日到3月22日的两周内，尤其是在3月16日之后，至少有数百名留学生“逃离”英国，他们抢票、研究各国的出入境政策、寻找冷门航线，在跨越五大洲的不同国家转机。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人因为政策的临时变动滞留在中转地。

这股“回国热”持续了十几天。最近，由于机票更难买，英国防疫政策转向积极，回国留学生开始减少。3月19日，北京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5例都来自英国，23日这个数字降为2例。

在北京新国展集散点工作的一线检疫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3月16日那周开始，明显感觉到入境的留学生增多，此前一周，平均每天的入境留学生少时是个位数，最多也就二三十人，但第二周每天增加至一两百人，其中很多都来自英国。

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后，3月21日下午3：30，王婧宜终于回到了杭州。担心航班取消、担心被传染、不敢上厕所、错峰吃喝，以及给马桶座酒精消毒，她把一路的经历称为“逃难”，“一路都提心吊胆”。

尽管费尽周折，冒着这么多风险，但是“这次疫情确实是让很多留学生转向更加相信中国，相信中国现在的处理办法。”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群体免疫”之争

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集体性恐慌始于3月13日。此前一天，英国确诊病例达到562例，此后以每天新增200多例的速度爬升。但数字并非引发恐慌的直接原因，“最后一根稻草”是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群体免疫”政策，并首次提到感染率有可能达到60％。

英国有6600万人，如果其中的60％感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约4000万人。“由于绝大多数患者是轻症，当更多的轻症患者感染病毒后，就会减缓疫情的传播，以防它在明年冬天卷土重来。同时，也利于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瓦兰斯补充说：“我想，它（新冠）很像一个年度病毒，会在每年季节性的传染。” 

张艳琼记得，3月13日当天，她的微信朋友圈里一整天都在讨论“群体免疫”。留学生们普遍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对每个个体做出的极不负责的行为。 

也就在前一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首次召开疫情发布会，提出英国的防疫进入第二阶段“延缓”，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

鲍里斯指出，“延缓”政策是为了延缓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尽可能减少社会遭受的损失。他说，如果能让疫情晚几周暴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就可以负担的更多，而且随着天气转暖，患有普通呼吸道疾病的人会越来越少，也会给新冠患者腾出更多床位。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研究疫苗。

鲍里斯直言，必须要在最合适的时间采取合适的措施，以期得到最大化政策的效用。现阶段“合适”的措施包括，轻症患者在家隔离七天，70岁以上老人和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不要坐游轮，也尽量不要进行国际旅行。

而就在同一天，意大利累计确诊15113例，死亡1016例，首次破千。西班牙、法国、德国，日增均破百。与英国毗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所有学校自3月16日开始停课，并称“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国近一个世纪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卫生危机”。

但鲍里斯在疫情发布会上强调，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取消像体育赛事这类大型公共活动对病毒的传播影响很小，并且英国现在不会关闭学校，“我们对此要反复强调”。他还建议，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有症状，尽量不要拨打急救电话，最好先在网上自己查询信息。

对此，工党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奈马上嘲讽道：“约翰逊把他自己和应负的责任也‘自我隔离’了。”

英国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则指出，像泰国、新加坡这些控制疫情较成功的国家，在暴发的早期就采取了严厉的“社会隔离”措施，而英国暂不采取关停学校这类措施，令人担忧。

英国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理查·霍顿也对英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予以警告。他认为，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切，就是英国几周后将要面临的现实。政府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没有让公众认清现实。他还说，英国政府正在“与公众玩轮盘赌”。

事实上，3月13日瓦兰斯提出“群体免疫”政策时，也指出，英国四周以后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届时死亡病例可能会破千。

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世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指出，“延缓”政策的重点是保存资源，而非积极主动进行确诊与救治。鲍里斯政府站在“保经济”的角度，想要拉长疫情传播的增长曲线，背后的逻辑是，在NHS只有有限床位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收治过多患者，会出现医疗挤兑，造成NHS崩溃，形成社会恐慌。

“这是一个保经济的方案，抗疫方案只是它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危机处理方案。”殷之光说。

殷之光还表示，这个逻辑表面没错，如果减缓检测和确诊的速度，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尽可能维持日常经济、生活的现状，直到政府熬过这段流感季。但一个前提是，英国政府在赌，新冠肺炎的重症率是不变的。“这只是掩耳盗铃，尽可能维持岁月静好的幻觉。”

事实是，在瓦兰斯提出这个概念两天后，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就指出，“群体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标，也非政策，只是一个科学概念。

3月17日，在英国伦敦，一家市场的餐饮区在午饭时间顾客稀少。摄影/雷伊·唐

NHS不堪重负

无论“群体免疫”是科学概念还是政策，一个事实是，英国的NHS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新冠疫情。

这套在上世纪80年代由撒切尔政府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曾被公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全民医疗保障的典范，实质是全民公费医疗。但在过去十年间，由于英国人口的增加、老龄化加剧、移民问题，及后金融危机时代保守党政府以紧缩财政为核心的政策取向，造成NHS经费被连年削减。

卡梅伦政府从2011年起开始缩减社会医疗预算，2014年NHS对全科医生的投入仅为23%，比十年前下降了六个百分点。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曾表达了“结束财政紧缩”的决心，并宣布给NHS提供一年200亿英镑的资金。当时就有工党人士表示，200亿远远无法弥补NHS数十年来的窟窿。

预算缩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床位的减少。

世界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英国每千人只有2.6个医院床位，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低于意大利的3.2和中国的4.3。在人均ICU床位占有量上，在31个欧洲国家中，英国只排到第24位，仅相当于德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

NHS重症监护科（ICU）医生蒂姆·库克在3月初撰文指出，目前，英国的ICU床位占用率已经超过了90％，新冠肺炎对床位的新增负担不仅在于更多的重症患者，而且针对肺炎和肾衰竭症状采取治疗措施时，会产生气溶胶，这要求ICU床位的提前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床位缺口。

“新冠对英国ICU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非常紧迫。”库克表示，按现有统计估算，全英将会有30％至60％的人口感染新冠。其中，每7个感染者中就可能有1名需要入院治疗。而在这些入院病人中，每5个患者就可能会有1个是危重病人，需要重症监护设备。

另据来自Edge Health公司的分析，在疫情高峰期，英格兰中部地区的ICU床位缺口将达到2900张，而西南地区至少还需新增1900张床位才能满足最低要求，也就是在现有的数量上增加6倍。

此外，据英国《卫报》披露，英格兰仅有15台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NHS早就表示，如果超过28名患者需要ECMO，NHS系统就可能陷入困境。

殷之光指出，早在2009年流感大暴发的时候，NHS的收治能力就遭到了巨大考验。当时，在游说力量鼓吹NHS私有化、政府不断削减公共卫生等项目的预算影响下，再加上2016年开始的退欧，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NHS更是受到了减员、减资等巨大压力。

部分医生与护士也由于工作时间长、薪酬低等问题，在近些年出现过多次罢工。不少有经济能力的英国家庭也不堪NHS等候时间长、难于接受到专科医生的诊疗等问题，而选择投保私人医疗保险。在这种压力下运作的NHS，自然在面对这次新冠疫情时很难发挥太大作用。

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曲蕃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英国的疫情顶峰一定会突破NHS的医疗资源能力的上限。而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可将全国资源集中倾斜到一个地方，这是英国做不到的。

3月21日，鲍里斯政府表示，NHS与私营医院已经达成协议，将有将近20000名合格医疗人员加入NHS医疗系统，还新增了8000多张病床，近1200台呼吸机和其他重症监护设施的使用权。

事实上，此次疫情对约翰逊政府是个极大的考验，除了一直承诺的脱欧可能在疫情影响下继续延后，疫情带来的NHS崩溃还可能会让他此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此前，在脱欧公投的动员中，脱欧派向选民承诺：从前英国每周要给欧盟交3.5亿英镑，脱欧之后政府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NHS。因此，当NHS 资源如此捉襟见肘时，约翰逊政府在“延缓”疫情峰值到来的同时，也在延缓民众因NHS崩溃而产生的不满。

鲍里斯自己在多次讲话中强烈呼吁，希望不要发生医疗挤兑，造成NHS系统崩溃。很多留学生的恐慌也正是源于此。

王婧宜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英国，很多有钱人都去私立医疗机构，挂号费就要100多英磅，因为NHS需要预约，等待时间太长。在英国就医，一个普遍的办法是，大病熬不住就加钱去私立医院，小病去NHS。

王婧宜父亲看到“群体免疫”的政策后，要求她马上回国。他说，60％的人都感染了，到时医疗资源一定瘫痪。武汉早期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就是医疗挤兑造成的瘫痪，英国很可能会悲剧重演。

NHS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生病却不能得到全科医生咨询的病人比例从2011年的8.85％上升到2014年的10.91％，每四位病人中就有一人预约后需要等待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医生。

3月6日，伦敦街头，两名出行者都穿上了“防护服”。

从“延缓”转向“遏制”

3月16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发布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延缓”政策下，疫情的蔓延会有所放缓，但仍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报告预计，高峰期ICU床位需求会高出英国医疗系统能力的8倍，最终可能导致英国有26万人死亡。

“这不仅包括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患者，还有由于NHS过度紧张而无法得到正常治疗的其他患者，”报告这样写道。

相反，如果进行阻断，大约在干预措施实施后3周，ICU需求会从峰值下降。报告认为，尽管政策有效性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是这一策略最有可能确保ICU需求保持在医疗系统能力范围内，英国的总死亡人数将降至2万人左右。

就在报告发布的当天晚上，约翰逊政府对此前广受争议的“延缓”措施进行了调整，英国的防疫政策开始从“延缓”转向“遏制”。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鲍里斯的核心智囊之一，弗格森在报告中对死亡人数和NHS崩溃的可怕预测，让他“不得不开始重视”。截至3月16日，英国的累积确诊已达到1436例，死亡55人。从疫情增长曲线可以明显地看出，从3月12日开始，进入急剧攀升阶段。

从上周起，约翰逊政府的防疫政策不断升级。

3月16日，约翰逊宣布从原本的“居家隔离”升级为“家庭隔离”，如果家庭成员出现类似感染病毒的症状，建议家庭成员待在家里14天。此外，他第一次建议，避开酒吧、俱乐部，远离电影院和剧院，不再支持群众集会。

3月18日，此前反复声明“关闭学校对控制疫情有很小帮助”的鲍里斯·约翰逊终于宣布，英格兰范围的学校将于3月20日关闭，此前苏格兰和威尔士政府已经先行停课。

3月20日，鲍里斯宣布关闭伦敦所有酒吧、餐厅、健身房和电影院等各种娱乐场所，只有外卖店可以保留，并将“建议”升级为“强制”。该禁令将实施至少14天。

3月23日，鲍里斯宣布“封国”。要求所有民众只有在购买生活必需品、药品、求医和上班时才可以出门。所有非必需品商店全部关停，公共场所禁止两人以上聚集。他甚至宣布全面托管英国的铁路服务，以便确保在疫情期间，铁路服务保持正常运转。政策将会持续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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