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消息，“非典”是中国对2003年的集体记忆。是次疫情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当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步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从“非典”到新冠，“后疫情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反思，未来中国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该如何完善？
客观来说，抗击“非典”疫情是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多位代表委员表示，“非典”过后，中国设立了各级卫生应急指挥机构，建立相对完整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依然存在短板和漏洞。
首先，长期以来“重治疗、轻预防”的“偏科”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以数据为证，2019年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临床占95.3%，而公共卫生仅占4.7%。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难以满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
其次，分级诊疗策略未有效落实，基层全科医生面对突发传染病时“应接不暇”，以致三甲医院在疫情救治过程中压力严重过载。曾亲历武汉战疫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坦言，此次疫情救治中大医院人满为患，不免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
就“重治疗、轻预防”的“偏科”现象，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蒋立虹建言，疾控体系建设要得到重视，“预防与医疗的结合必将是未来医疗卫生改革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刘旭光建议，提升疾控系统的地位和责权，将监测哨点从医疗机构前移至全社会。
王松灵则直言，未来应区分公共卫生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常态管理由卫健委负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由国家直接负责；理顺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的关系，赋予疾控中心相关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
事实上，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薄弱的现象已得到官方重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等多项任务。
针对分级诊疗问题，胡豫建议，要提升基层“兜底”能力，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希望各级医院等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监控管理系统，加强全科大夫人才培养，进行平稳有序的分级诊疗”。王松灵则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建言建立以“5+3”一体化培养全科医生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也就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给出三点建议，医学教育方面，建立真正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医学研究方面，构建一个能够统筹国家医学研究大格局的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疫情防控方面，要建立医防结合、医防融合的疫情应对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受访时还提出，每省都应设立一个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平时承担感染性疾病诊疗及患者症状监测、医疗物资储备等职能；“战时”承担预警监测、突发急性传染病救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决策参谋等职责。由此构建的“平战结合”防控体系，将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的高效协同、无缝衔接。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并非易事。外界注意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给出了解题思路：推动“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疾控机构与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等八大“机制”建设。专家认为，上述举措意在从“精准”“法治”“高效”等多层面发力，也是将战疫的经验和成果扩大化、机制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对中新社记者表示，相关内容传递出中国官方欲全方位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强烈信号。每一项内容清晰列出，一方面表达出政府不会“搁置”存在的短板，下定决心解决、补齐；另一方面也要为未来谋篇布局。
亦有观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料将如“非典”一般，成为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的又一重要窗口期，公共卫生治理水平将上升至新高度。
原标题：从“非典”到新冠，中国该如何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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