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消息，乌鲁木齐火车站“4·30”暴力恐怖袭击案、喀什“7·30”“7·31”暴力恐怖袭击案、和田墨玉“12·14”暴力恐怖杀人案……一件件惨绝人寰的案件背后，都绕不开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东伊运”。随着阿富汗局势的突变，这个散落盘踞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恐怖组织还有多大势力，是否会继续兴风作浪值得关注。多位反恐问题专家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东伊运”成员大约有几百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如何兑现打击“东伊运”的承诺，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阿富汗 资料图
“东伊运”到底在阿富汗还有多少人？
“据巴基斯坦有关方面估计，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东伊运’成员可能有200到300人。”反恐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东伊运”成员一般处于有组织的分散状态，“虽然不能说形成了有编制的军队或者准军事力量，但只要这几百人在，滋生恐怖活动的不稳定因素就存在”。
李伟对“东伊运”危害性的判断并非夸大其词，“东伊运”的破坏力之大，有足够多血淋淋的案件来作为铁证。国家反恐办副主任、公安部反恐怖局副局长吴鑫曾在7月14日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东伊运”是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恐怖活动组织，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又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也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活动组织之一。
2002年，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对其列名制裁。2003年，我国认定并公布其为恐怖活动组织。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在新疆地区指挥实施了数百起暴恐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除此以外，“东伊运”还与境外恐怖组织进行勾结，李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伊斯兰国”猖獗时期，从我国偷渡出境去参加“圣战”的人曾达到一个高峰，数字以千计算。
李伟的说法也可与此前国家反恐部门官员在2015年透露的信息相互印证。有相关官员指出，近年来中国境内的极端分子受到“东伊运”和国际恐怖势力的网络宣传、招募的吸引，非法出境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参战的情况突出。在“东伊运”的安排下，中国籍极端分子由中国西南部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非法出境，在当地“蛇头”带领下到达东南亚国家，在土耳其的“东伊运”成员为他们办理假身份证件后，乘飞机前往土耳其。
这些人抵达土耳其后就被“东伊运”招募，并从中挑选“圣战”思想“坚定”的人员，经土叙边境进入叙利亚参加实战。一般在叙参战两三个月后，又返回土耳其。李伟说，“中方依据各方掌握的情况，约有300名中国籍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参战，其中大部分人员属于在叙利亚的‘东伊运’分支，还有一些人员加入其他恐怖极端组织。”
随着近些年“伊斯兰国”等境外恐怖组织遭到重创，“东伊运”在境外的活动空间也发生变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东伊运”一度被反恐行动打散，目前总共还有多少人，跟“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还有多少关联度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核心成员肯定在巴基斯坦、叙利亚、土耳其等国，总体来讲，在叙利亚的‘东伊运’分子规模要大于在阿富汗境内，而且其最近几年相对低调。”
“在毗邻国家中，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东伊运’组织成员前往概率较高的国家。”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法学院教授舒洪水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接壤，该省是“东伊运”恐怖分子的主要聚居地；巴基斯坦北接阿富汗，西北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俾路支省等一直以来存在恐怖组织，其中不乏反华恐怖组织；2016年8月30日，“东伊运”成员对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发动自杀式炸弹攻击，造成三名使馆工作人员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东伊运”只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2003年，我国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名单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李伟表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东突”分子还以各种组织的面目存在，“其中以‘世维会’以及所谓‘维吾尔协会’名义的最多，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西方口中的‘非政府组织’，比如‘世维会’头目多力坤·艾沙，实际上就是中国公安机关通缉的恐怖分子。”
“东伊运”与塔利班的纠葛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8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作出承诺说，他不认为“东伊运中的任何人未来有可能留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尤其是那些有意图对其他国家发动破坏性行动的人”。沙欣还表示，塔利班将不允许“东伊运”等组织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筹集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
“截至目前，他们已知的任何上述场所和机构都已不再运行。”沙欣解释称，执行上述政策符合塔利班的国际利益，否则塔利班将难以把精力集中在阿富汗的重建和为该国民众提供生活保障上。
“沙欣的表态意味深长，这意味着阿富汗塔利班知道‘谁是东伊运’‘东伊运在哪’，也意味着‘东伊运’跟塔利班是有一定接触的。”张家栋14日对《环球时报》表示。
对于沙欣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1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多次就“东伊运”问题向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明严重关切，阿塔对此是重视的，也是有郑重承诺的，“我们希望阿塔言出必行，同‘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在境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加强与邻国的协调合作，避免跨境外溢效应，使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势力的滋生地、庇护所和扩散源。”
“不支持恐怖组织，应该是非交易性的行为，是一些接触和合作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张家栋说。
此前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阿富汗塔利班曾在培训武装人员方面对“东伊运”提供过支持，舒洪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东伊运”建立初期，该组织就将阿富汗作为基地，阿富汗塔利班曾向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伊运”的“迁徙圣战”分子提供过经济和物质援助，如资金、住房、车辆，以及充足的枪支、弹药等。
在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权时期，其武装中甚至还有一个由“东伊运”分子组建的“中国营”，由大约320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恐怖分子组成。除此之外，阿富汗塔利班还派人对“东伊运”进行武装训练，包括自杀式人体炸弹、C4炸药及各类遥控和定时炸弹的制作与使用等。作为回报，“东伊运”成员则随时参加塔利班组织的各类作战。
在舒洪水看来，虽然“东伊运”与阿富汗塔利班曾有过合作，但当前，塔利班与“东伊运”的目标却存在三点不同：“一是政治诉求点不同，塔利班追求建国，‘东伊运’追求颠覆他国政权。二是对美态度不同，塔利班敌视美国，而‘东伊运’被美国从恐怖组织名单除名，甚至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三是对华态度不同，塔利班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而‘东伊运’反华。”
舒洪水也提到，掌握政权后，塔利班与“东伊运”之间的嫌隙在扩大，“但还不代表他们已经不在一条船上，塔利班与‘东伊运’之间的互动关系复杂，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那么，阿富汗塔利班兑现承诺的前景是否乐观？张家栋认为，正是因为“东伊运”在阿富汗等国的势力范围很小，该组织很难被清剿，因为它几乎是“隐形”的。
张家栋说，“即使塔利班想兑现承诺，但是目前来看，塔利班对部落长老和基层军官的控制力，还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完全畅通体系。再比如，巴基斯坦作为中国亲密的伙伴，对‘东伊运’等恐怖组织的打击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但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塔利班能否兑现承诺，需要打一个问号”。
美国反恐政策“双标”难逃干系
多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东伊运”等恐怖组织之所以常年保持活跃，与美国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大有关系。
“20年间，美国对‘东伊运’态度经历了两次‘承认-否认’的转变。”舒洪水梳理美国态度的变化称，第一次转变发生在“9·11”至2004年，“9·11”袭击后，随着中美反恐合作的升级，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8月宣布将“东伊运”列入美国政府的反恐清单，正式认定“东伊运”为恐怖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也正式将“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但在2004年，美国以“东伊运基本不具备组织化发动袭击的能力”为由，将“东伊运”从其国务院的国际恐怖组织清单上删除，不再认定“东伊运”为恐怖组织。
美国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2016年-2020年。在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中美领导人举行会晤，美方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但2020年11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根据《移民和国籍法》撤销将“东伊运”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决定。
“应该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举着‘反恐’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伊拉克的时候，就已充分暴露‘反恐’只是一个幌子。”李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后边发生的包括“阿拉伯之春”在内的事件，更是让“东突”分子看到“机会”：只要是以极端暴力来进行颠覆活动，就会得到西方的干预。
张家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东伊运”当年进入美国的制裁名单，是因为美国在“9·11”之后需要中国的支持，“美国把这看成一个政治交换，其实很多美国人甚至都搞不懂‘东伊运’是什么。后来有海外反华势力批评美制裁‘东伊运’是‘忽视人权’。对此，据说美国政府有人曾私下宣扬，如果否认自己是‘东伊运’组织成员，就可免遭制裁，这也导致后来一些‘东伊运’成员改用其他名字以逃避制裁。”
“阿富汗局势的突变使得‘东伊运’的命运到了一个节点，但并不是终点。”舒洪水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塔利班对“东伊运”的态度是模糊的，这决定了短期内塔利班不会与“东伊运”撕破脸。此外，“东伊运”活动区域并不局限于阿富汗。在中东，“东伊运”分子长期盘踞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在中亚地区，“东伊运”与当地的“东突厥斯坦国际委员会”“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和“东突厥斯坦联合民族革命阵线”等极端组织关系密切。即使塔利班和“东伊运”撕破脸，也不会对“东伊运”造成致命性打击。
舒洪水说，面对当前局势，中国应做到三点：第一，清醒认识。寄希望于阿富汗局势的突变来解决“东伊运”问题是不现实的，“东伊运”背后的主要动因是中美大国关系。第二，凝聚共识。中方可以考虑以上合组织合作项目为依托，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等阿富汗邻国开展边境哨所、训练机构和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建设共同巡逻机制，强化各国边境管控能力，严防“东伊运”跨境联络、跨境流动和跨境行动。第三，苦练内功。坚持当前国内反恐去极端化政策不动摇，形成全面反恐社会风气，让一切恐怖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在中国沦为“过街老鼠”。
8月30日在京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3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表示，新疆采取的一系列反恐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管外部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原标题：阿富汗局势突变，“东伊运”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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