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界，20世纪40年代（照片由吴卓嘉家人提供）

同茂大道416号消息，你知道抗战时期重庆的情报界是什么状况吗？

你知道战时美国在重庆组建的情报机构所在地“欢乐谷”，是指的哪个地方吗？

你知道当年共产党高级特工截获了德国将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却被斯大林误以为是一份虚假情报吗？

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日前由著名抗战历史研究专家周勇与荷兰学者张克雷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一书中找到答案。

据悉，该书以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第一次呈现了真实客观的战时重庆外交界状态，记录了战时中国外交的关键时刻和精彩瞬间，展现了战时重庆的全球影响力，填补了对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球性角色研究的学术空白。

日军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图片版权归荷兰战争文献学会所有）

“1938—1946年间曾有23个国家在战时首都重庆设立了外交使团。它们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伊朗、挪威、秘鲁、波兰、葡萄牙、瑞典、阿根廷、澳大利亚。”周勇称，1940年，有大约30位外国外交官常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位于国府路295号（今人民路）的荷兰驻渝武官处，1945年9月（照片由吴卓嘉家人提供）

“二战一开始，外国情报人员就已在中国大后方和战时首都重庆积极活动了。”周勇介绍，当时，在渝外国使馆及其下设的武官处是主要承担情报搜集的常设机构，因此在渝主要使领馆都有一名或者多名人员负责情报收集。有一些官员则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在华开展秘密活动。

1941年，领导美国军事使团的马格鲁德曾为情报官员，负责处理错综复杂的在华国际间谍关系；美国新任驻渝陆军武官兼陆军航空武官、陆军上校狄拔司，后任延安“迪克西使团”团长（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美国战略情报局（O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在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在华秘密情报处（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SIS]）负责人郝戈登中校对外身份则为英国使馆新闻随员。

从上清寺特园所拍摄的景色，1940年（照片由杨连山家人提供）

“部分在中国沿海城市生活多年、被视为‘中国通’的外国商人也承担着在华情报收集工作。”周勇说，例如，当时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前中华区总裁瓦伦丁·基乐里和凯瑟克。凯瑟克家族是当时东方最有权势的西方家族之一，掌控怡和洋行的商业部分。

英国的情报机构“D小组”领导人傅勒铭在1942年两次前往重庆，组织了代号“紫鲸”的秘密行动，向日军传递了伪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会议记录，传递渠道由戴笠执掌的军统协同建立。《走向平等》一书称，抗战时期，该渠道向日本人传递了6次看似机密的伪造文件。

1942年美军海军军官梅乐斯在重庆组建了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地点就在如今的歌乐山。当时，梅乐斯等人把歌乐山称为“欢乐谷”。1942年，有绰号“疯狂的比尔”的美国杜鲁福将军成立的美国情报机构OSS是在华主要外国间谍机构。

重庆梯坎，1946年（照片由苏护国家人提供）

“在战争最后阶段，大批形形色色的情报官员在重庆来来往往。”周勇介绍，当时的知名间谍之一斯坦纳斯上尉也在重庆留下足迹。他曾是纳粹党冲锋队前领导人，后来受聘担任蒋介石的贴身精锐卫队负责人，而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周勇称，有资料表明，正是斯坦纳斯向蒋介石透露了希特勒为1941年6月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进行的秘密准备工作。据推测，斯坦纳斯在重庆与同为德国人和苏联间谍的佐尔格碰头，获得了此份情报。

万余重庆市民上街观看长达1英里的庆祝“联合国日”国际游行，1942年6月14日（图片版权归荷兰战争文献学会所有）

“与此同时，潜入国民党最核心圈子的共产党高级特工阎宝航也获得了相似的情报，并立即向中共驻渝情报机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消息。”周勇说，阎宝航获取的情报包括1941年6月16日德军计划发起攻击的确切时间、性质与规模等信息。

这些情报迅速地由重庆传至延安，延安方面立即告知莫斯科方面。但斯大林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份虚假情报，旨在离间德、苏两国关系。

六天之后，消息得以确认，伏罗希洛夫元帅还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去电报，表示衷心的感谢与赞扬。

原标题：《走向平等》揭秘抗战时期重庆情报界的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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