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府文庙。1917年外国人Gamble所拍重庆有两个文庙：府庙和县庙府文庙旧址在现29中处始建于宋绍兴年间，经明清两朝翻修后毁于日机轰炸巴县文庙在解放东路，即26中旧址
水煮重庆消息，科举时代，进士这两个字，含金量那是相当高，比现在考个北大清华牛得太多了。
在当年，一考中进士，必然进入体制内。按照清朝的规矩，进士中最差的也是直接当县长，在官场起步就是正处级，你说牛不？要是人品爆发，考进了三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那差不多就算厅级干部了（最差也是知州，相当于县级市一把手）。
过去看一个地方文脉畅不畅，首先就看这个地方出过多少进士。进士都没有出过几个的地方，还自称如何有文化，明显是想多了。
唐宋和明清，在考进士这方面，重庆前后迥异，判若两人。前期（唐宋）非常坑爹，后期（明清）十分励志。
唐宋时期，重庆一带，文化程度显然不高，进士数量和川西、川北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唐宋两朝，重庆这地方，简直就是一屡教不改、人神共愤的差生，老是拖四川后腿。所以，宋朝以前的科举情况，在民国初年新修《巴县志》时，都不好意思提起。民国《巴县志》里面罗列的进士、举人，一律从宋朝开始。
但是，一进入明朝，乃至清朝，重庆一下异军突起，像是嗑了药，高考成绩一点儿也不输与川西。尤其是在明朝，成都府，一度被重庆府压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我分析，这是因为宋末、明末两次大型战争，把整个四川的原住民都杀得差不多了，川西多年积累的文气文脉，被屠刀一扫而空。进来的新移民，川东川西没什么区别，都是文盲居多的穷苦农民，这下，大哥莫说二哥，两个都差不多。起跑线终于被拉平后，重庆一带的文气文脉，反而渐渐积了起来。
唐宋：坑爹的高考成绩
这张画，反应了进士殿试的场景
举人考取贡士后，经殿试合格，录为进士
由于殿试是皇上主考所以进士又叫天子门生
民国初年修的《巴县志》，没有提到唐朝。其实，唐朝，重庆也是有进士的。
中国分科取士的科举，是从唐朝开始（一说隋朝）的。说起来也确实不好意思，整个唐朝，重庆这一亩三分地，我只查到两个半人和进士有关。两个考起了进士：一个不知道名字，是云阳人，另一个叫闾丘均，合州人（今合川）。至于那半个人，是涪陵的。《涪陵市志》里得意洋洋地记载，当时涪州居然有一个人去参加了唐朝的高考。考试成绩如何呢？没有下文。估计能拿到考试资格就不错了——所以只能算半个。
闾丘均是在唐高宗时期参加的高考，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榜取中，后来当到太常博士（管祭祀的七品小官）。闾丘同志诗文不错，毛笔字写得特别好，杜甫专门为他的字写了一首诗《赠蜀僧闾丘师兄》，里面有“大师铜梁秀，藉藉名家孙……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等句。诗中铜梁一句，不是说这个闾丘是铜梁人，而是指的合川境内的铜梁山。杜甫的诗里透露一个信息，这位闾丘博士，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估计是官运蹉跎，一直没能进步，干脆出家了事。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老杜的诗里被狠狠吹捧一番，也算值了。
这就是我大重庆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进士的故事。
然后就是宋朝。民国《巴县志》里面，只记录了5个宋朝进士，如果加上颇值得怀疑的状元蒲国宝，应该有6个。估计这个数据来自嘉庆版的《四川通志》。在这本不太靠谱的通志中，恭州（就是重庆前身，南宋1189年改名重庆）才4个进士，加上合州的冯时行，刚好5人，再加上蒲国宝，就凑起六个人，和《巴县志》也对得上。
实在太丢脸了，连武隆在宋朝都考起6个进士，堂堂恭州也才6个。
不过，按照直辖后的新重庆辖区计算，相当于当时十几个州县——地盘大了不少，人数凑拢来，终于不那么难看了。我大重庆，有名有姓的宋朝进士共247人。
按照宋朝各州县进士人数多少，排列如下：
合州 87人
大足 32人
綦江 20人
荣昌 17人
铜梁 14人
江津 11人
永川 9人
云阳 9人
万州 8人
巫山6人（含大宁3人）
武隆 6人
巴县 6人
奉节 5人
彭水 5人
璧山 4人
梁平 4人
忠州 3人
垫江 1人
丰都 1人
当然，这个数据肯定有问题。比如奉节，只记载了李氏一门三代五进士：政和二年（1112年）的李裳、政和五年（1115年）他弟弟李袭、还有李裳的儿子李公京、李公弈、李裳的孙子李茂，连续两榜中进士，为此，官府还专门修了一座五桂楼以示庆祝。
但是，莫非奉节只中了这五人？显然有遗漏。
和嘉庆版《四川通志》有关记录对照，一些地方也稍有不同。比如忠州，《四川通志》只记录了绍兴十八年（1148年）一名进士。事实上，单这一年，忠州就有张永斗、李兴宗、周浩三名进士，不可能终两宋300年，忠州就这一科才出进士吧——不过，就不一一对比甄别了，在没有找到更全面的数据前，将就用吧。反正《四川通志》的数据值得怀疑。
整个宋朝，重庆主城的高考成绩让人汗颜呀，才区区5、6人（重庆所谓的两个状元之一的冯时行，被算在合州）。
把我直辖后的大重庆，全部地盘凑一块儿来算，而其它对手全部算单一州县，那么，加了料的重庆，在宋朝的高考成绩，在当时四川又算什么位置呢？这么说吧，十几个州县凑拢来，勉强可以排第5位。
第一位是谁？不是有416名进士的成都（这个数据还没有算郫县、双流、华阳这些地方），而是有着吓死你的861名进士的眉州——苏东坡的故乡。有800多名进士打底，三苏这类天地气运所钟的人物，必定横空出世。整个宋朝，眉州的进士数量比成都高出一倍都不止，牛吧，比当今大重庆的一、三、八、巴蜀都牛吧？在眉州面前，川内所有州县，都只有直接跪的份儿。
成都的416人，算多了吧？但连第二名都没有捞到。第二名是遂宁：471人，堂堂成都只能屈居第三。安岳则以249人的人数，比俺们十几个州县凑拢来的大重庆，还要多两个进士——以上事实表明，如果把四川算成一个高考班，在这个班中，重庆各州县都是不爱学习的差生，只有合州稍微给我们长点脸，考起了87人（《四川通志》说是89人），排第十名，算是优生。
其实，在宋朝，考进士远不如明清那么难。宋初还比较规范，后来慢慢放开，进士很好考，往往一科就有6、700人，还有照顾性的特奏名——宋朝厚待读书人，对那些一直考不上，但又脸皮厚一直考的考生，加以附试，赐本科进士出身。有时候，一科里面，特奏名比正牌进士还多。
据《宋代登科总录》记载，全宋朝进士总数多达11万多人，留下姓名都有4万多人。就算以这些留下姓名的进士为基数，四川（含重庆）的进士数量也不少了，占比多达10%。在全国排第二位。第一位是福建——如果重庆不拖后腿，四川大可和福建拼上一拼的。
唐宋两朝，重庆高考成绩如此糟糕，按惯例，是要找一下客观原因的。
找呀找，终于找到几条比较硬的理由：
第一：人口基数太少。人少，可以参加高考的适龄人群当然就少。那时，重庆人少到什么程度呢？每公里平均人口数量，不到成都平原的十分之一。唐宋时期，成都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绝对是一线城市。唐天宝年间，成都一带每平方公里人数超过100人，中心地段超过200人。重庆呢？平均人口才10人左右（那时渝州平均人口才2—3人）。经济发达一点的合州、昌州一线（即现在的重庆北部、西部），也不过15—30人（所以唐宋时期，合州在重庆的进士数量最多。没办法，人家人多嘛）。
到宋朝（北宋元丰三年的数据），重庆人口密度稍微大了一点点。按每平方公里算，昌州（荣昌）有50人、合州有40人、渝州依然才区区20人（请注意，渝中区的陆地面积，现在也不过18.54平方公里。按照这个比例，整个渝中区的人口只有区区371人）。而这时，成都一带人口密度已经发展到200—300人了。
第二：经济发展落后。人少，经济就好不起来。一直到宋朝，人们印象中的重庆，就是一“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著名宋朝诗人范成大语）的蛮荒之地。连官员都不愿到重庆上任，除非犯了严重错误被发配过来。宋朝铜梁人度正（有资料说是合州人。也没有错，那时铜梁属于合州管），曾经当过重庆知府。他就无奈地感叹：重庆这地方，居然没有人来当官。巴县一把手空缺了七、八年，巴县公安局长（县尉）空缺了十来年，江津公安局长更是十四、五年没有人愿意当………所以，当地“不学少儒”，高考成绩啷个好得起来嘛。
唐宋和明清之间，夹了个更没有文化的元朝。全川范围才出了61名进士，大重庆范围，则一共考起13名进士，江津5人、云阳4人、大足2人、璧山、铜梁各1人。包括主城区巴县在内的其它地方，统统挂白板、吃鸭蛋。
明清：屌丝的成功逆袭
这是一张进士当年的考卷
参加殿试，书法很重要科举考试，必须用馆阁体黑、大、方、正为基本书法要点
明清两朝，由于重庆甫经战乱，文脉断绝，所居多是移民。移民第一件事是要种地吃饭，读书还在其次，所以这两个朝代，整个四川都不理想，重庆自然也理想不起来。
根据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江庆柏编《清朝进士题名录》二书记载，明朝全国文科进士总数24595人，四川全川明朝文科进士总数1394人（嘉庆《四川通志》记载为1440人，略有出入），占比5.6%。清朝更惨，全国进士总人数28849人，全川进士748人（李朝正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记为780人，差别不大），占比仅2.8%。
全川的高考成绩，比宋朝，那是差了足足有十万八千里。
但是，重庆却颇有进步，算是挣了一回面子。
明朝重庆地区进士共322人，分布情况如下：
巴县 93人排第3名
铜梁 40人（含安居7人）排第6名
合州 35人排第8名
江津 27人排第9名
长寿 27人排第9名
涪州 24人排第12名
忠州 13人排第20名
荣昌 12人排第22名
永川11人排第23名
垫江9人排第25名
梁山6人排第31名
大足、巫山各5人排第32名
万州、綦江、丰都各4人排第34名
云阳、奉节各3人排第35名
巫溪、开县各1人排第37名
在明朝，重庆的科举成绩，和全国科举大省无法比，但是在四川内部，与宋朝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彻底天翻地覆了。在宋朝，俺们重庆是不受人待见的差生，进入明朝后，一跃而成为优生——虽然是差班里面的优生。
这回，我们不耍流氓，不把直辖后的新重庆拿出来比。巴县（含现在的渝中区、南岸、江北、渝北等地）的高考成绩，在全川占第三。第一是内江，101名进士；第二名是富顺，100名进士；巴县以93名进士稳居第三。成都县则只有区区14人，委委屈屈地站在18位，加上华阳县（那时，成都、华阳都在现在的成都城里面，所以有“成都到华阳——县过县”的歇后语）21人，也才35人，仅仅和合州（现合川）持平。
在四川这个高考班中，前十名依次是内江、富顺、巴县、南充（73人）、泸州（48人）、铜梁（含安居）40人、合州（35人）、江津（27人）、遂宁（27人）、长寿（27人）。这里面，重庆所属区县占了一半。而整个川西，果断跌出前十名。
特别提一下，明朝四川出了一个状元，新都杨慎；三个榜眼，两个在长宁（整个明朝，长宁才6位进士，其中两位就是榜眼），还有一位是巴县的刘春。
刘春不但是榜眼——表彰他的榜眼坊，立在重庆府文庙左边。就是现在的解放碑二路电车站起点站附近，这个榜眼坊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都在，后来不知道何时被拆了。他和他兄弟刘台，两人都是乡试第一的解元（刘台还是会试第一，如果殿试再拿第一，就是传说中的连中三元了），当年朝天门还立有兄弟解元坊。
时光一去不回来。到了大清。重庆的高考成绩成绩略有下滑，真是表扬不得。
清朝，重庆地区进士共205人
具体分布和在全川的排名如下：
涪陵 32人排第1名
巴县 21人排第5名（民国《巴县志》记录为26人，但有5人为寄读）
长寿 17人排第7名
江津 15人排第8名
垫江 12人排第10名
铜梁 11人排第11名（含安居1人）
忠州 10人排第12名
万州、永川、綦江、合州 8人排第14名
奉节、璧山 7人排第15名
秀山、梁平 6人排第16名
开县、丰都 5人排第17名
云阳、酉阳、荣昌 4人排第18名
石柱、南川、彭水 3人排第19名
大足、江北厅 2人排第20名
巫山 1人排第21名
有清一朝，最让人吃惊的是涪陵，居然考了全川第一名，太牛叉了。
前十名是：涪陵第一名、华阳第二名（30人）、宜宾第三名（25人）、成都第四名（23人）、巴县第五名、阆中和营山都是21人，并列第五名；然后富顺第六名（19人）、长寿和泸州都是17人，并列第七名；江津第八名（15人）、中江和遂宁都是13人，并列第九名；第十名是安岳和垫江并列，都是12人。
在明朝，四川进士最多的区域是重庆、川北和川中，成都以及整个川西，毅然排在最后。到了清朝，川西开始崛起，四川的东南西北，几乎保持均衡分布。重庆出来个第一名（涪陵），成都就出来个第二名（华阳）；成都县考到第四名，巴县马上紧挨着，考了个第五名。
在清朝全川的748位进士中，只有一个状元（资中骆成骧）、一个榜眼（遂宁李仙根）、一个探花（大竹江国霖）。前三甲，我大重庆一个都没有捞到。
按照清朝的规定，每个府的生员（就是秀才）、举人名额都是限定了的，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每个省只给这些名额。你学霸再多，没有名额也只有徒呼奈何。
清初，全川举人限额60名，后经过川督多年争取，增加到90——100名。生员定额大约是举人定额的20倍，清末时全川定额1966名。
全川的生员（秀才）名额分配如下
成都府 265员（成都府不是成都县，二者区别很大）
重庆府 198员（同样，重庆府也不是巴县，比巴县大，但比现在的重庆市小很多）
叙州府 154员（现在宜宾）
潼川府 147员（现在遂宁）
顺庆府 137员（现在南充）
保宁府 126员（现在阆中）
嘉定府 111员（现在乐山）
绥定府 99员（现在达州）
夔州府 90员（现在奉节）
资州 89员（现在资中）
绵州 85员（现在绵阳）
泸州 68员
宁远府 54员（现在西昌）
龙安府 54员（现在江油）
雅州府 53员（现在雅安）
忠州 50员
眉州 44员
酉阳州 38员
叙永厅 26员
茂州 17员
石柱厅 6员
松潘厅 4员
生员名额，对一个地方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讲，生员，就是进士的基础，而进士数量，代表了这个地方对朝廷的影响力。所以晚清时曾国藩手下大将鲍超，宁可不要朝廷拖欠的200万两军饷，也要给自己的家乡增加生员名额（详见“水煮重庆|曾国藩手下的重庆崽儿”一文）。
从唐宋到明清，重庆进士数量，在前后有着极大的变化。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文化现象：重庆历史和文化的阶段性塌方，或者叫本土文化的周期性清零。
且不说重庆的早期历史中 ，巴人的整体被驱逐，导致重庆本土文化中巴人元素的极度缺失。宋末的外族入侵、明末更严重：内乱和外族入侵交织——造成了川渝两地原住民的两次消失。发育中的本土内生文化，也同时遭遇两次毁灭。
这使重庆文化成为一种被数次拦腰斩断后，再度重生的奇特文化体。这种重生文化里面，遗存的本土元素极少，多为各种外来文化的融汇嬗变——这种文化现象，值得专家们好好研究。
原标题：唐宋元明清，重庆出过多少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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