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在家中作画。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戴泽，重庆云阳人，当代著名画家。1922年3月出生于日本京都。1942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6年毕业以后，应恩师徐悲鸿之邀北上北平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院前身）助教、讲师。1949年协助徐悲鸿等人建立中央美术学院。他应邀为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等机构创作大量作品。戴泽是徐悲鸿重要的弟子，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之一，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批会员，徐悲鸿教育学派代表人物。
4月20日，北京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北10展厅，96岁的戴泽杵着拐杖站在人流间，静静看着展厅内一幅幅自己的画作，和画作前驻足观赏的人们。
前些天，刚好是他96岁的生日，全家一起吃了个饭，生日就算是过了。但4月20日，人生中第一场大型个展开展，却让他的内心有了些许激动：展厅里有170多幅画，每一张他都无比熟悉，而这些画，是戴泽从少年起80多年的人生。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观看自己的人生。
家乡生活
云阳度过快乐童年
1922年，戴泽的父亲在日本留学，他也在日本出生。同年，父母带着他回到了老家云阳故陵镇。
在长江边度过的童年快乐而惬意。“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春天老宅子前的小溪叮咚作响。”戴泽总爱和兄弟姐妹到清澈的溪水中抓鱼。
云阳的四季，在戴泽的记忆里，充满了不同的趣味。夏天，雨下得特别大。山洪暴发偶尔会呼啸而来，“但长江总是从容不迫，安详平和。”再大的山洪流到长江里都掀不起太多的波澜。而戴泽老家的房后有不少桐梓树，到了秋天，秋风吹来，漫山遍野都染上灿烂的金黄色。
冬天，老屋里的火塘烧得旺旺的。这时，戴泽的家里会开始熏腊肉，浓浓的腊肉香引得人不停地咽口水。过年时，不管是木偶戏，跳大神儿，或是走亲戚拜年都让戴泽雀跃不已，“在老家的那些日子是快乐的。”
戴泽的父亲，是一位教育家，创办了故陵镇上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戴泽就在这里上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从洋学堂里请来的，故陵虽是小镇，教材却购自当时的上海。这让戴泽从小就接受到新式的教育。
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
转眼，戴泽成了云阳中学的学生。学校的校舍紧靠长江，建在一片坡地上。戴泽最爱的，就是和同学们在操场上打篮球。
1942年夏天，重庆各大学开始招生，从小就喜爱画画的戴泽思前想后，最终报考了当时的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和国立艺专雕塑系。
/恩师传道/
从“黄桷树”开始的师生情
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照。一排右起：右一戴泽、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受访者供图
在这次举行的个展里，一幅小尺寸的人物画在戴泽的心里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画上一位意气风发的长衫男子在书案上提笔作画，整幅画笔触并不复杂，但行云流水。画中人，就是戴泽一生尊崇的恩师徐悲鸿。
即使恩师已经去世几十年，但在戴泽的家里，到处都是老师的印记。他的卧室里，新婚时徐悲鸿专门写给夫妻俩的一幅字，多年来一直挂在床头。
戴泽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在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见到徐悲鸿的场景。
那是开学不久后的一天，徐悲鸿到当时的柏溪分校为全体新生作报告，学生们知道了都想去听，门口走廊楼梯都围了许多人。
“人群一阵骚动，徐先生来了。他一身白色西装，头着一顶考克帽，手持文明棍，系着黑色的领结风度翩翩，飘然而至。”在这场演讲中，徐悲鸿用重庆当时随处可见的“黄桷树”，让戴泽感到了艺术的震撼。
徐悲鸿说，“黄桷树”与四川人，在重庆是天天能见到的。但是要总结特点，你就要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徐先生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先指出黄桷树的特征，又谈到与下江人相比，四川人的特点是：头上大多围一块白毛巾，双足不穿鞋而打赤脚。“他是在鼓励我们睁开眼睛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从身边的生活画起，学会观察并挖掘身边有特色与众不同的题目。”在戴泽看来，这是一次现实主义的宣言，也是对他艺术观的一次启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
随后，徐悲鸿成了戴泽的专业老师。当时，戴泽的画具多是他自己做的。有用拣来的猪尾巴毛加上筷子制成的油画笔，画布则是用旧衬衣的后背刷上骨胶和立德粉制成。
戴泽时常想，老师会不会因为自制的装备感到惊讶？但实际上，徐悲鸿只是认真地帮助戴泽修改习作。害怕弄脏画布，戴泽总是把每一根画笔都洗得干干净净，但徐悲鸿却告诉他，“脏一点才好，画笔根部的颜色是最好的。”
恩师引荐去北平，见证央美创立
日本投降第二年，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戴泽第一次离开重庆，乘船前往南京。“当时很不舍，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戴泽回忆，因为想着要多留些家乡的印记，前往南京这一路，他也就“画”了一路。
1946年，徐悲鸿转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戴泽从中央大学毕业后，获徐悲鸿邀请前往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给他当助教。
1949年11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国立美术学院，徐悲鸿担任第一任院长。1950年1月，国立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而戴泽，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美术大师周令钊回忆，当时，他和戴泽在徐悲鸿家里吃饭。突然门口传来邮递员喊声，“徐悲鸿，挂号信。”“徐悲鸿叫我拿进来，我拿到发现是从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题写给美院的校名——‘国立美术学院’几个字。”周令钊回忆，当时，徐悲鸿让他将信拿给戴泽，让戴泽去做成牌匾，挂在学校门口。后来，国立美术学院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字体还是用的这封信里的字体。
除了美术事业，戴泽的生活也被徐悲鸿所关心，他和妻子就是经师母廖静文介绍认识的，两人结婚时恩师徐悲鸿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随后的几十年，戴泽创作了几千张画，这些画有长达数米的《大泽乡起义》，也有简单的花草素描，更有日常关于妻子、儿女、恩师的画作。但无论是什么创作，戴泽始终坚持的，都是徐悲鸿曾经教给他的理念，“为现实主义作画。”
/创作不息/
窗外的风景是他的素材
戴泽人生的首次大型个展，不仅来了许多业内人士，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戴泽的孙子戴孟有些惊讶，“我爷爷一辈子低调，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看他的展览。”不过对于这些关注，戴泽却并不怎么在意，他在意的，仍旧只是自己的创作。
在北京住了几十年，戴泽至今仍和长子一起住在煤渣胡同的筒子楼里，那是他和已经去世多年的太太陈碧茵的婚房。在这间小小的宿舍楼里，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画画和看书。93岁以前，戴泽保持每天至少3个小时的画画时间，偶尔还会下楼写生。但这几年，身体没以前好了，出门也就越来越少。
戴泽时常坐在阳台，观察着窗外的一草一木，人事风景。戴泽的阳台外，是热闹的王府井大街，而西侧的窗户，则正对着协和医院，这为他晚年的绘画提供了素材。直到现在，每天一个多小时的绘画，仍旧雷打不动。除了画画，就是看书，除了专业相关，戴泽最爱看中外历史书籍，这和他大部分创作都与现实主义、历史事件相关。
把“重庆记忆”保留在画里
在戴泽家的柜子里，有一个精心收藏的蓝布盒子，盒子约80厘米长、40厘米宽，里面全是画卷。戴泽很少打开这个盒子，但这次个展，盒子里的画卷却展列在重要的位置。
画卷上，开阔的朝天门、充满市井气的南岸区玄坛庙，上个世纪40年代的老重庆跃然纸上，这些，是戴泽对于家乡的记忆，大多创作于重庆读书时，随后被他一直带在身边。
离开重庆后，戴泽只在1973年回来过一次，当时是应周总理要求，专门回重庆画三峡。他坐船从三峡逆流而上，和当初离开重庆乘船去南京时一样，他一路行来一路写生，要把“重庆记忆”保留在画里。
最近两年，重庆发展迅速，戴泽总能在新闻里看见家乡，画面里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重庆城，但他每次看到都很高兴，“希望重庆越来越好，那是我梦想生根的地方。”
他们说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戴泽先生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他充分理解并身体力行实践徐先生在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的理念，是中央美术学院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前辈，为美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戴先生在老美院经年累月默默地画画，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情怀更多的是在画中传递。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我越发认识到戴先生的画中有艺术最根本的核心价值。他用更加直接与朴素的方式去表达人类心灵以及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感动。戴先生的这种可贵的作画态度，给了我之后的绘画生涯稳固的信心与信念。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石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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