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渝中公众号消息,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中心。30多个国家纷纷将驻华使馆迁到重庆,另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重庆设有外事机构。
渝中半岛两路口的国际村、上清寺的四维路、李子坝的嘉陵新村一带,因地形复杂、有隐蔽条件,且风景优美,交通又比较方便,成为大使馆集中地。在这些使领馆中,每天都演绎着抗战外交的风云际会。
今天,这些存放在岁月深处的使领馆旧址,苍老中依然光艳,走近它们,依然可以触碰到一场场暗战的惊心动魄。
△位于枇杷山正街104号的原苏联大使馆。欧阳桦钢笔画
抗战爆发后,早在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正式发布迁都重庆办公宣言之前,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就相继派出参赞、代办及秘书等赴重庆寻觅馆址。1938年1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奥莱斯基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成为抗战时期第一个抵达重庆并呈递国书的外国驻华大使。
之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驻华大使、公使等相继抵渝,驻华使馆等相继迁到重庆或在渝新建。这些使领馆不仅在抗战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大多数作为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晋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这些“隐藏”在繁华都市的百年小楼,其建筑形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重庆的城市建筑景观。
苏联大使馆:驻渝规模最大的使领馆
△位于枇杷山正街(今重庆市人民医院,原第三人民医院内)的苏联大使馆旧址
这是一座四楼一底的仿巴洛克式砖石、木结构建筑。这座欧式洋楼建于1936年,为原川军师长曾子唯斥巨资修建的私人公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重庆称得上是鹤立鸡群。
作为第一个将大使馆迁驻重庆的国家,国民政府对苏联大使馆极为重视,斥资收购曾公馆,1938年1月至1946年5月,辟为使馆办公楼作为苏联大使馆新址。这处使馆是抗战期间各国驻渝使馆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甚至比原来的南京苏联使馆的还大,这在一切从简的战时重庆,极其罕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由于此时的欧美主要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中国虽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道义支持,但实际获得的军事与物质援助却少得可怜。
而此时的苏联由于害怕日本快速占领中国后转而进攻自己的国土,在“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月,就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1938年3月,也就是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到达重庆的两个月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长期贷款5000万美元。
7月,苏联又拨付了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利用这些贷款,向苏联以低于市价20%的价格购入大批武器装备,所购武器足以装备20个师,大大缩小了中国军队与日军在装备上的差距,也进而击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939年6月13日,中苏再次签订了1.5亿贷款条约。一年后苏联另外提供5000万美元。截止1941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援助与贷款总计有3亿美元,是英美两国之和的4.5倍。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英国领事馆:重庆第一座外国领事馆
△位于七星岗领事巷14号的英国领事馆旧址
1891年4月1日,英国驻渝总领事馆在渝中区民生路建立,重庆迎来了第一座外国领事馆。1900年,英国领事馆迁至七星岗领事巷14号。这座别致的二层小楼,正立面连续的拱形回廊延续了英国在远东殖民地建筑的一贯风格,有着堡垒式的造型,通风庇荫的回廊。
这样一座不太起眼的小楼,从1900年建成,到1939年日机轰炸被迫搬迁至南山,总共使用了近40年,迎接了前后34位英国总领事,成为了重庆近代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领事馆。
鲜为人知的是,英国领事馆也是当年英国大使馆的临时驻地。随着抗战的爆发,重庆成为整个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指挥中心,各国大使馆纷纷迁驻进重庆,其中便包括英国大使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英国大使馆只能临时设在领事馆内,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阿希尔德·卡尔爵士也飞抵重庆。
在那场战争中,英国领事馆可谓是损失最惨重的驻渝使领馆,遭遇了日机10多次的反复轰炸,房屋、财物毁损惨重,先后有5名工作人员被炸伤,20余名中国雇员受伤。
美国大使馆:先后迎来三位驻华大使
△始建于1942年的位于健康路1号(今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内)的美国大使馆旧址,为仿巴洛克式砖木结构
早在1896年12月,美国便在重庆开设了领事馆,馆址设在城内五福宫前。这是美国与重庆关系的开端。1938年8月,已经在中国任大使近10年的詹森率海军武官、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等迁渝。美国大使馆迁渝后,先后在渝中区中山四路(中山四路小学)、李子坝正街40号、健康路1号,南岸区建设岗特1号、龙门浩枣子湾等地办公。同时迁渝的还有美国新闻处,其办公楼现为重庆村57-1号。
随着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不断深入,美国大使馆的人员从最初的9人,增长到最高时的32人。
在整个抗战时期,重庆共迎接了三位美国驻华大使:连续任职12年的詹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派遣深谙远东事务的高思接替詹森担任驻华大使,高思在重庆的三年,一直忙于缓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
1944年10月下旬,由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加剧,罗斯福决定召回高思,任命曾任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是一个爱出风头却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政客。
起初,赫尔利天真的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国共间数十年的矛盾,积极奔走于延安与重庆间。很快他就明白了国共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远不是他一个外国人能够左右的,于是很快又将矛头对准共产党,站出来公开反共。赫尔利的一系列举动让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和平建国的美国政府极为恼火,以至于在密苏里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后的20天,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撤换了这位大使。
1946年美国大使馆返迁南京。
法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凤凰台(十八梯)的法国领事馆旧址
始建于1898年的法国领事馆旧址,为三楼一底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为带内庭和回廊的合院式,西式的拱形柱廊共有88个,配以中国传统建筑、雕刻艺术。
据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示,抗战时期,原设于领事巷12号的法国总领事馆遭日机炸毁后,领事馆曾迁设于此。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
1941年7月,中澳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澳方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立澳大利亚公使馆。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艾格斯顿到任之前,已为其觅定长江南岸黄桷垭复兴村23号为公使馆址。
当时,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大部分外国驻渝机构和外国人社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虽然这里相对安全,但离市内国民政府各机关部门所在的行政区和主要的商业区比较远。澳大利亚公使馆在黄桷垭办公数月后,艾格斯顿意识到这个位置确实不方便,后来终于觅得位于遗爱祠71号李家花园(今渝中区鹅岭公园)的一处别墅。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位于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1919年4月1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于1940年转移至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后在重庆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办公,最后迁至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
旧址原有建筑五栋,现存建筑四栋,皆为砖木混合结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五栋建筑依形就势,沿阶梯两侧分布。一号楼为庶务局、警卫队、宣传部的办公室;二号楼为军务部、文化部、宣传部长室。
丹麦公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
建于1938年10月的该旧址在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附近。据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示,首任丹麦公使欧斯浩德于1938年10月8日飞抵重庆。
1940年6月14日,新任公使高霖抵重庆接替欧斯浩德。1941年8月21日,丹麦政府宣布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中国与之断交,丹麦公使馆随之关闭。
德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和平路(渝中区政府和平路办公楼内)的德国领事馆旧址
该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是重庆市优秀历史建筑,双层叠柱式券廊造型典雅、大气,是当时典型中西合璧的代表性建筑。
据介绍,1904年,设在重庆城内五福宫的德国驻渝领事馆正式开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关闭。1922年5月,中德重新建交。1938年9月,德国驻华大使馆迁至重庆,驻渝领事馆事务移交大使馆办理。现南山还保留德国大使馆旧址。不过,1941年,中德断交,德国驻华大使馆及驻渝领事馆均关闭。
土耳其公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正街鹅岭公园内的土耳其公使馆旧址
这是一幢建于民国初期的西式平房砖木结构建筑。1939年12月至1946年6月,土耳其公使馆(1944年升格为大使馆)租设于此。1939年12月,土耳其公使馆第一任公使席拔希飞抵重庆,12月28日呈递国书。1944年5月,中土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首任大使杜凯。
部分文图资料来源于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渝中最重庆
原标题:重庆珍档|这些曾经汇聚渝中的外国使领馆,见证了抗战时期的外交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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