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中有两座城市在残酷的空袭下受损最严重，一座是位于欧洲的伦敦；另一座在东方战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1938年2月至1944年底，长达7年的岁月里，日军对重庆的“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始终未能摧毁这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空中与地下的较量中，重庆军民付出32829人的生命代价，但在黑暗时期锻造的“重庆精神”影响至今。

1939年初，重庆市区共建成公共防空洞、防空壕和私人防空洞各500余个，可以容纳12万人避难。图为抗战时期在防空洞内避难的重庆市民。

万枚炸弹无差别轰炸战时首都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始于1938年，这年秋季之前，日军对大后方已开始试探性轰炸。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湖北汉口和孝感建立大型航空基地，矛头直指重庆。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对大后方城市残酷而漫长的正式轰炸也于1938年10月开始。空袭如梦魇般笼罩着重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有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超过10000人在日军的空袭中遇难。其中又以1939年、1940年、1941年这三年最为猛烈。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二战日本著名的战争狂人，被称为“特攻之父”的大西泷治郎。1937年11月15日，淞沪会战刚结束，大西泷治郎就竭力主张使用海军航空兵部队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用疲劳式轰炸来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大西泷治郎。1939年10月出任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指挥对重庆实施轰炸.。

1938年12月15日，冢原二四三调任驻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开始指挥轰炸重庆。1939年5月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航空队45架中型攻击机自武汉起飞，对重庆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

抗日战争期间，位于汉口的日军机场。日军指挥官向飞行员下达空袭重庆的命令.。

这次轰炸中，日本海军航空队使用的98式燃烧弹能持续燃烧15分钟，释放出2000—3000℃高温，足以烧穿20厘米厚的水泥屋顶。重庆朝天门、陕西街道中央公园一带陷入一片火海，烈焰焚烧、房屋坍塌与市民的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大火连烧三天三夜，硝烟中的重庆沦为人间炼狱。5月12日，在渝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惨目吟》记录这次惨烈的大轰炸：“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1938年12月26日，日军轰炸机飞往重庆，并对重庆市区实施轰炸。不久前，冢原二四三调任驻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开始指挥长期轰炸重庆。

设计“世界最大地下城市”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再次明确了这座城市的地位。然而来自空中的威胁，迫使重庆的城市空间不得不向地下延伸。为了生存，大后方的军民团结一心，夜以继日地修筑防空洞，最终竟筑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城市”之奇迹。

这个奇迹的开端要追溯到1937年。自那年7月战争爆发以来，遮天蔽日的敌机不分昼夜地袭扰在中国的领空，对于大后方重庆而言，虽拥有山川之险，可以阻拦日军的坚船重炮，但空中却没有任何可以拒敌的倚仗。重庆的防空问题令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李根固忧心忡忡，他意识到，建立一套有效的防空体系，将事关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而他认为此时能做这件事的人，是曾经与他一同在刘湘帐下供职的原川军空军司令蒋逵。

蒋逵。抗战时任重庆防空司令部参谋长。

1937年9月1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兼任防空司令部司令，蒋逵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尽管蒋逵身居副职，但修建重庆防空系统的工作皆是由他实际负责。

1938年，重庆防空司令部联同成渝铁路局等部门，通过对重庆市区地形的详尽勘察，设计了由朝天门到通远门、临江门到南纪门的防空大隧道。隧道共13个洞口，建成后可容纳4万余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防工程之一。

1939年初，重庆市区共建成公共防空洞、防空壕和私人防空洞各500余个，可能容纳12万人避难，但当时重庆市区人口已达40多万人，仍是人多洞少。每当空袭来临时，只有一小半市民能够进入防空洞，其他人只能提前向城外疏散。尤其是经过了 “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更让蒋逵感到建造地下防空系统已刻不容缓。

1939年8月1日，重庆，为应对日军对重庆长期轰炸，民众正在开凿防空洞。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拍摄。

重庆人手工开掘地下长城

重庆的“防空战”是一场全民战，他们修筑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部队修筑各种防空壕，政府修建公共防空设备，民众也在自建防空洞。在二战中，重庆的防空体系堪称奇迹，但其修筑过程却异常艰辛。由于处于战时，构筑防空体系争分抢秒，动用了数以万计的民工、石工、木工、铁匠、泥水匠、砖瓦匠以最原始的工具、最笨拙的土法，风餐露宿、肩挑背磨、一锤一撬、一手一脚打出来的、挖出来的、炸出来的。

重庆有山城之称，防空洞的修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原有的山洞进行改建，例如今天还保留的洪崖洞、安乐洞、观音岩、九尺坎等防空洞都是以此法改造而成。但当时重庆的人口已超过40万，即使将所有山洞都用上也装不了这么多人，于是便只能选择适当地方开掘小型防空洞。重庆的市民同样也自行筹资，甚至在自己房前屋后开掘，修建了不计其数的小防空洞。

大型的防空洞则由政府主持开掘多个大隧道，当空袭来临时，这些隧道可供市民躲避空袭，例如著名的十八梯大隧道便属此列。除了开掘隧道，当时的城门洞也被改造成防空洞，比较成功的如临江门的两个城门洞，改建后竟可以容纳上千人。

1941年6月5日，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6时左右，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空袭警报再次响起。日军的飞机又来了，大批市民与往常一样携带行包，纷纷涌向各个防空隧道的入口。这一次的空袭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来不及做疏散工作的防空隧道内的人越聚越多，十分拥挤。

当晚9点钟左右，日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此时较场口的一个挤满了人的大隧道里已开始出现缺氧现象，人们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偏偏这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持续得很长。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洞外爆炸声此起彼伏，气氛愈发紧张。据幸存者回忆，在洞内的人们“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

重庆大隧道是专供市民躲避空袭的公共防空措施，长2.5公里，深入地下10米，高、宽2米左右，于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各开一个洞口，互相连接，可容纳5000人左右。但在6月5日这天的大空袭中，校场口这段隧道顿时挤进上万人，最终引发洞内窒息，酿成惨剧。生还者何顺征回忆起当时隧道内的场景时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那一天，隧道内1000多人因为通风不畅窒息死亡，是为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大惨案”。

指挥官提出“重庆空战无用论”

大隧道惨案是重庆大轰炸中最为惨烈的一幕。此时的日军空中指挥官之一叫远藤三郎。在远藤担任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期间，日机轰炸重庆13次、出动飞机608架次、投弹419吨。远藤还于1940年8月30日亲自带队突击蒋介石的官邸，企图对中国抗战统帅“斩首”，炸弹在离蒋介石几米远的地方爆炸，有惊无险。

重庆能够抵抗日军持久而残暴的空中屠杀达7年之久，除了地下防空隧道发挥了极大作用之外，地面防空设施与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从1937年9月起，重庆就开始设置对空监视哨所，东起石柱、梁山，西通璧山、合川，南抵綦江、南川，北贯通江、南江。全市对空监视哨所共147个，674名专业人员不分昼夜，始终对空进行严密监视。在日军轰炸重庆的7年间，这147个监视哨所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失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准时监听和传递，让重庆市民能够在日机来临之前进入防空设施，避免了更多的伤亡。

在中国空军遭受重创，制空权丧失的黑暗时期，重庆的高炮部队与照测部队成了这座城市天空中的保护伞。战时全市范围内均有照测部队阵地，严密的照测与高射炮的火网相互配合，依据地形编组了若干高射炮区队。从1938年到1941年，在照测部队与高炮部队的紧密配合下，取得了击落超过100架日机的良好战绩。也许炸弹下的重庆人并不知道，正在他们头上盘旋的远藤三郎，正在日益丧失对轰炸的信心。

远藤三郎

战争结束30年后，远藤三郎公开了战时日记，其中有一篇就名为“重庆空战无用论”，让后人得以窥见这场空中较量的最后胜负。他写道：“在此之前，轰炸重庆的任务主要是由海军航空部队来担当，一起前去的记者总是对轰炸的战果进行大肆宣传，对我军的轰炸进行大书特书，常常出现‘全部炸弹都命中了目标、效果甚大’等字眼。但是，我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中国城市的特点出发进行考虑，对轰炸效果提出了质疑。”

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图为遭受日机轰炸后，幸存的重庆市民正在清理废墟。

“要知道，连我的挚友奥田海军大佐也在执行轰炸重庆的任务中战死了。”远藤三郎在日记中记载，“‘重庆轰炸无用论’是我在执行轰炸任务之前就已经理解到了的，为了赋予这一观点权威性，我亲自乘上重型轰炸机与飞行员一同连续数次去轰炸重庆。”

“一直以来所报道的轰炸效果稍微显得过于夸大了。有人做出判断说，我军已把重庆炸成了如同废墟一般，这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反复经历了好几次徒劳的轰炸，据此，我对我的‘重庆轰炸无用论’增强了自信心。”

1941年，蒋介石夫妇从黄山官邸附近的防空洞走出。

远藤在将他的“重庆轰炸无用论”递交给参谋本部之后，遭到了同事们的攻击。但无论如何，随着中日制空权的逆转，重庆逐渐摆脱了日机蔽空的阴影，在漫长的大轰炸岁月中，抗战涵盖了这座城市的一切，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当时在空中盘旋的远藤三郎，应该无法看到炸弹下重庆在断壁残垣上刷出的标语—“愈炸愈强！”更听不到重庆人在防空洞里对他的嘲笑：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70年后，防空洞开通地下铁

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45年8月，胜利的欢呼声取代了以往日机的轰鸣。至于那些策划这场空中大屠杀的指挥官们，也各自谱写了结局。

主要策划人之一大西泷治郎在战争末期提出自杀式的“特攻”作战，参与推动组建“神风特攻队”。日本战败的次日，大西泷治郎在自己的寓所切腹，由于没有招请“介错人”（减少切腹者的痛苦，在其切腹后协助斩首之人），他在实行切腹后15个小时才死去。璧山空战的主要指挥官山口多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下参战，因表现优异而被日本海军誉为山本五十六的“最佳接班人”。不过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遭到重创，山口多闻也随着 “飞龙”号的沉没而葬身海底。

遭受日机轰炸后的重庆街头，牌子上醒目的写着“炸弹未爆”，提醒市民此处为危险区。

比较有意思的是远藤三郎。战争结束后，远藤三郎因战争中的罪行遭到逮捕，从1947年2月开始，作为战犯嫌疑人在巢鸭监狱关了一年。被释放后，远藤迁居埼玉县的航空军官学校原址，以耕地为生。由于受到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和印度和平主义者甘地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反战运动。1956年，远藤三郎参加日本旧军人反战同盟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远藤呈上自己的军刀，表达对战争的忏悔，这或许可以宣告，重庆大轰炸的最后胜负。

残酷空中屠杀与隧道惨剧没有打垮陪都的军民，重庆防空体系的构筑一直未曾停止，战争结束后，重庆防空洞又成了孩童们常去“探险”的地方。当时蒋逵等人考虑到抗战的持久性，甚至想到战后的利用，他说：“等到抗战结束了以后，这个地下道可以做地下车道。老百姓也可以在里面到哪里去都可以坐这些车走。”

进入21世纪，重庆的气温不断升高。2006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持续高温近2个月，重庆市政府开放41个防空洞，供市民避暑。此后，防空洞又成了市民们纳凉的圣地，地下商场、地下火锅店、地下旅馆等也应运而生。不久后，重庆开始修建地铁，抗战时期挖掘的防空大隧道洞体竟然还在多处路段的修筑中派上了用场，这与蒋逵当年所说的“地下车道”不谋而合。2012初，重庆地铁一号线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蒋逵那一代防空人的梦想，终于在烽烟散尽之后变成现实。

国家人文历史  周渝 

原标题：昔日防空洞，今日地下铁：战时重庆如何开掘出“世界最大地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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