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读过《红岩》的人，还是到过“红岩”的人，在看到革命先烈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地奉献出个人的一切时，都不禁发出感叹，也会生出各种问题：难道烈士们就在牢狱中等死？他们是否想过越狱？域外的党组织是否有计划组织营救？种种的疑问，将由这份《最后的报告》为大家一一解答。这份报告出自一位曾经的复旦大学学、红岩英烈——胡其芬之手。

她开辟了一条狱内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

据红岩联线工作人员介绍，胡其芬原名叫胡永萱，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19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大学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胡其芬性格开朗，落落大方，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同学都很喜欢她。但是因为缺乏斗争经验，不久，胡其芬就被反动分子盯上，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从此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之后，胡其芬辗转到了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12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重庆。她在妇女组，由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决定疏散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胡其芬以“父母、大姐在重庆，有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为由，坚决要求留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胡其芬不幸被捕入狱。

被捕后，胡其芬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她面对种种残酷的刑具和特务的威逼利诱，毫无畏惧，冷静、沉着地应对敌人。对于新入狱的战友，特别是对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应对刑讯。因此同志们都非常尊敬她，而她也成为了女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狱中，胡其芬通过细心观察与多方了解，发现医官刘石人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的人，于是积极进行策反，不久就通过刘石人打通了与狱外的联系。随后看守黄茂才也被争取了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

牺牲前夕写下《最后的报告》记录国民党罪行铁证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形势大好，有了成功转化看守黄茂才和医官刘石人的经验鼓舞，狱中难友准备迅速着手做警卫连的转化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监狱突然宣布停止放风，看守渣滓洞监狱的警卫也进行了调换，黄茂才也被列入到国民党遣散人员名单之中。

1949年11月20日黄茂才突然接到了被资遣回家的通知，他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女牢房。胡其芬化名为吉祥，立即写了一份《最后的报告》托黄茂才带出去。

报告的开头写道，“10月20日歌乐山难友公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江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

同时，胡其芬还在报告的后半部分点出了对于营救的意见，“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徐远举掌握生杀大权，这样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来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立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胡其芬把报告写好后，交与黄茂才送到了重医女学生况淑华的手中，况淑华立即将此信交给了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刘康看了报告后去找黄茂材，黄茂材却因为引起特务怀疑而离开了重庆，因此，胡其芬的此封报告有去无回。

狱外党组织积极着手进行营救的准备工作，短短几天内，为武装劫狱召集到相应的人员，并筹集到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但因为敌人大屠杀计划提前，营救最终失败。而《最后的报告》也成了记录国民党罪行的铁证，也告诉世人，深陷牢狱的革命者虽抱着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信念，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对生的追求，他们渴望活下来，更渴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

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甘侠义 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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