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客户端消息，她是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成都。
1940年，她接到晏阳初的邀请，参加重庆璧山兴隆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
历时一年多地毯式的田野调查，她和同事积累了大量材料，后来写成调查笔记《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
她就是国际友人伊莎白·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者之一、终身荣誉教授。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先后赴北京、璧山等地采访，独家发现了伊莎白在璧山写下的100多封英文家书，并摘取了部分段落进行翻译，还原当年的历史记忆。
这些家书为世人展现了一幅幅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吃穿、住房、医疗、教育的世俗风情画面，以及伊莎白等人在璧山进行的乡建实践，是珍贵的人类学手记。
△伊莎白(右二)在北京的家里和儿子一起整理当年的 家书。
7月30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家里，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者之一、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鲁克迎来璧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启海一行。
刘启海一行为伊莎白授予“重庆市璧山区荣誉市民”称号，并为她带去一本璧山区档案馆珍藏的影集，里面收集了伊莎白在璧山的大量照片。伊莎白的次子柯马凯则捧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伊莎白1940年秋至1941年冬在兴隆场写给居住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父母的上百封家书。这批全英文家书，此前从未向世人公开，具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
手捧着这些泛黄的家书，时光仿佛在年轻的伊莎白的娓娓叙述中，回到上世纪40年代的璧山……
△伊莎白当年写给父母的家书。 记者 崔力 摄
初到兴隆场
“好像在探索一个迷宫”
“当你穿过小小的路程并俯视兴隆场时，它就像一条从东部延伸到西部的海洋。深绿色的冷杉树覆盖在成千上万的波浪之间……在大多数日子里，这个仅有82户人家的小集镇，看上去平淡无奇，这恰是农村单调生活的缩影。”（1940.10.13）
△上世纪的璧山集镇。
这是伊莎白1940年10月抵达兴隆场后，给父母写的第一封信。
伊莎白为什么会去璧山兴隆场?
“上世纪初，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河北、山东、重庆等地创办各种乡村建设实验区，全国建立各种实验区多达1000多处。”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介绍，后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各乡建团体逐渐转移到抗战大后方，开展以实现扩大生产、发动民众为抗战服务等目的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
1940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的伊莎白，经晏阳初介绍，参与由四川乡村建设协会负责人孙恩三倡导的乡建项目。
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截断了中国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孙恩三计划在璧山兴隆场(今璧山区大兴镇)筹建一个食盐合作社，一来使当地百姓买上廉价盐，二来以此为基础进行各类乡建计划。
△伊莎白在进行田野调查前与 父母的合影。
到了兴隆场，伊莎白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给父母的信中，她写道：“我非常喜欢整个旅程。早上8点30我们到达了璧山，大约半小时后发出了一声空袭警告，这使我直到下午6点才到达兴隆场。”“这个村庄的面积至少是我预期的两倍。入口处有两棵巨大的黄桷树，这是一条迷人的街道，大约每10码转一圈，或者更少，所以你觉得好像在探索一个迷宫。”
和伊莎白同行的有俞锡玑(著名儿童教育学家，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还有一名护士和一名教师。在距离璧山县城20多里的兴隆场，他们“去感知当地的实际需求”，进行逐户调查。
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伊莎白与俞锡玑对兴隆场及周边村社1500余户居民进行了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将搜集的情况用英文打字机以日记体记录下来。就这样，兴隆场乡民的婚俗、种养殖、交易等日常生活，以伊莎白“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形式保留下来。
▲璧山早期的梯田。
开办平民学校
“我每周3天教女孩跳民间舞蹈”
“我们搬进了新大楼。我们有4个房间，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诊所……我们在墙上排列用竹子做成的狭窄的架子，然后将书籍全部铺开，这样就可以看到书的封面了。整个房间和色彩都是被书籍连接起来的。”（1940.11.03）
除了走访调查，由伊莎白他们四人组成的工作组还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诊所和一所平民学校(包括一个少儿班、一个妇女班)。
“在兴隆场，15岁以上的居民中，大约70%的男人和98%的女人没进过学堂。”“政府诏令所有16到40岁的文盲必须参加3个月的学习。我们使用大众教育读物，学校被分为少儿班和妇女班。”“我每周3天教女孩跳民间舞蹈，俞老师教已婚妇女家庭理财。”从1940年10月到12月，伊莎白在给父母的信中频繁地提到她在平民学校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伊莎白（左三）在璧山和当地居民的合影。
“1940年，由晏阳初牵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璧山作为‘试验县’开始试点华西实验区。”璧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傅应明介绍，相比河北定县，晏阳初在华西实验区的思想更成熟，他提出在这里进行经济、教育、卫生、自治四大建设。因此伊莎白工作小组在璧山一边进行田野调查，一边进行其它相关工作。
8月16日，骄阳似火，记者驱车来到大兴镇。伊莎白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已经不复原来的模样。
家住大兴镇长隆村的曹红英，今年已95岁，她曾在平民学校学习。回忆起伊莎白对自己的帮助，白发苍苍的曹红英不住地流泪。
“读了书，就写字;写了字，又读书……”曹红英进入平民学校时已经16岁，那时她还不识字。平民学校一年两学期，曹红英所在的班上全是女生，40多人，她们学习《平民千字文》，以及唱歌跳舞、卫生知识等。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凡事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这是伊莎白对曹红英最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在平民学校学到的知识，曹红英后来做了卫生员。
“过去乡民习惯到茶馆摆龙门阵，见多识广的乡绅和商人是消息来源。如今学生放学，也会把战事消息、新闻带回家中。”在伊莎白后来撰写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以下简称《兴隆场》)一书中记录：1940年到1941年，兴隆场推行的教育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全乡大约1/3的适龄儿童正式上学;到1941年底，乡中心小学共有10名教员，8个班级，学生达到416名。
△年轻时的伊莎白。
把西医传进璧山
“患头疼脑热、被烧伤烫伤的都往诊所跑”
“昨天在诊所，当一个护士问道病人的姓名和年龄时，病人很谨慎：‘为什么问这些？’我可以想象，在没有建立足够亲近的私人关系情况下，在这里的研究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1940.10.26）
当时，四川公共卫生建设有一定成效，孙恩三便以成都龙泉驿诊所为样本，聘请了护士兼助产士朱秀珍来璧山工作，把西医传进璧山。
“营养不良、条件恶劣、鼠蚊横行……本地特有的湿热气候更是助纣为虐，把兴隆场变成了疾病频发之地。”“在璧山，家里自己接生孩子的占88%，极度危险的接生方法将大人孩子置于鬼门关边缘。”在《兴隆场》中，伊莎白记录下来当时兴隆场对西医的态度：“绝大多数老百姓‘信巫不信医’，普遍把巫术当做治病的法宝。”
伊莎白他们去了半年之后，这种僵局才逐渐被打破。“村里有个妇女难产，家里人请来一位有名的大圣镇邪，这个大圣是个聋子，念咒语、烧纸钱，忙得不亦乐乎。但当晚不仅老鼠闹得更凶，连门外的狗也狂吠不已。”伊莎白在1941年5月给父母的信里说，产妇遭受长时间折磨，痛苦不堪。家人才赶紧请朱小姐上门，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婴儿。
这件事很快传扬出去，找朱小姐接生、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平均每天要接待10位患者。“一年之内兴隆场人的看病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患头疼脑热、被烧伤烫伤的都往诊所跑。”
伊莎白也兴奋地告诉父母：“县卫生科科长来兴隆场视察，更是决定今后诊所的经营费用、包括购买纱布、药品、疫苗的钱，全部由县里承担。”
股份被偷梁换柱
“我们不得不关闭了食盐合作社”
“至于这一幕的背后曾有哪些秘密交易，就不是我们还稚嫩的眼睛所能洞察出来的了……当初，由于缺乏经验，我们求援于晏阳初，借来两位有经验的干事，才组建了合作社。如今，我们不得不再次借助这两位干事关闭了食盐合作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个外来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现实，便贸然实行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麻烦。”（1941.冬）
伊莎白和工作小组在兴隆场的目的是为了建食盐合作社，以期让村民用自治方式运行合作社，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兴隆场的盐业运销，一直控制在被称为“三爷”的冯庆云手里。伊莎白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们操控集市，把盐价哄抬至1.45元一斤，而同期盐价在重庆仅为7角，不足兴隆场的一半。”
1940年底，晏阳初从在北碚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派来两位顾问，指导兴隆场食盐合作社的筹备。次年5月，工作组成立的食盐合作社以每股10元的价格发售股份。很快，有300人买走了价值1万元的股份。
“孙恩三因此相信不借一分钱，单靠动员乡民入股就能办起合作社。然而由于我们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已有深入了解，所以内心充满忧虑。”伊莎白在1941年夏给父母的信里表达了内心的担忧。
“不出所料，从未停止涌动的暗流掀起波澜。”11月，兴隆场食盐供应选举合作社领导人，冯庆云居然当选。
原来，早在购买股份的时候，冯庆云便出钱，让佃户用名字去登记买股份，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戏码。这个被伊莎白称为“evil man”(邪恶的人)因此成了合作社主任，“他会打着合作社的招牌，哄抬盐价，损人利己。”
这标志着，工作组为降低盐价所做的种种计划随之泡汤。1942年初，该乡村建设项目被迫中止，伊莎白带着遗憾告别兴隆场，她把这件事在信中也告诉了父母。
离开兴隆场后，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来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进行采访调查，写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的伊莎白先后6次重返璧山进行再调查，资助贫困学生，并最终完成《兴隆场》的写作。该书的调查笔记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学术专著。该书英文版曾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人类学先驱之作，并列于德国社会学大师卡尔·曼海姆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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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对伊莎白的研究
呈现璧山乡建历史
8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院所)组成的“在乡村发现中国”研究团队，走进重庆、云南、贵州等3省7县进行调研，梳理中国乡村的基本发展规律和经验。
团队首站即走进重庆璧山，探寻伊莎白在此参与兴隆场改革和璧山作为华西实验区试验县的乡建历史。重庆日报记者就华西实验区及伊莎白《兴隆场》研究的意义，对团队的学者进行了采访。
重庆日报：华西实验区和伊莎白的研究有怎样的价值?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西实验区的总部在璧山，作为百年乡建的大基地，璧山有非常厚重的历史。
晏阳初在中国进行乡村建设的基地主要有四个——河北定县、湖南衡阳、四川新都和重庆的华西实验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定县和华西实验区两个点，都长达10年。璧山区的档案和《兴隆场》一书记录了当时生产、运销、金融等各种情况，还有伊莎白她们从事卫生所、合作社的工作方法，这给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傅应明(璧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时移势转，要懂得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就必须了解农民过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生活。兴隆场的变迁发生在战时中国，伊莎白采用“外来主体与乡土社会”的视角，对当时的乡建实验做出解释，对外部主体如何参与乡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重庆日报：伊莎白在璧山的乡建研究有何特点?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伊莎白通过社会调查，用一幅幅世俗风景体现贫困户的吃穿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内容。这场战火纷飞中的乡建实验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对乡村旧有社会改造的重要一步。
张艺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晏阳初在华西实验区试图用经济建设完成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这是知识分子在不断探索怎么更好地跟农民相处，发动他们的力量。从伊莎白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伊莎白真诚的服务和参与精神。
《兴隆场》一书已多次印刷。如果我们能启动兴隆场再调查，会很有意义。
重庆日报：今后打算怎样运用伊莎白的这段研究历史?
周成伟(璧山区档案馆馆长)：伊莎白上世纪80年代工作过的武庙，我们打算建成“伊莎白与兴隆场历史陈列馆”。璧山区政府也正在建新的档案馆和“中国乡村建设历史陈列馆”，届时，可通过乡建这段历史推介璧山乡村振兴的成就，推介特色农产品和文旅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周馨怡
原标题：重庆日报独家披露：加拿大百岁教授伊莎白在璧山的乡建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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