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时期，有许多有志之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漫漫长夜里摸索。有的人走过曲折的道路，有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们一旦发现了真理，就会捍卫真理，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薛传道烈士，就是一位从反动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革命战士。在今天的“让烈士回家——红岩精神走进重庆大学”主题活动上，红岩联线的讲解员们，给现场师生分享了薛传道烈士的故事。

面对最残酷的电刑他始终坚贞不屈

1921年，薛传道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商家庭里，由于他出生时家道中落，所以父母只能靠借钱来供他读书。24岁时，薛传道满怀报国热情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青年军并没有开赴抗日前线，而是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发现自己受骗后，他毅然冒险逃离了军队，回到重庆中工校土木系任教。

由于在学校工作出色，中工校校长出国考察时，薛传道被任命为校长秘书，代理部分校长之权。慢慢的，薛传道在教育行业越来越有影响力。1947年，他还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在这个位置上，薛传道了解到更多国民党贪污腐化的内幕，同时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严重的质疑。

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薛传道不仅带头参加“四二一”爱国学生运动，还发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使得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1949年5月25日下午，重庆警备司令部武装包围了中工校，两名便衣特务直接闯入校长办公室，将薛传道逮捕押进囚车。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已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商育辛，两人一起被秘密关押进罗汉寺监狱。

在罗汉寺一个多月的囚禁中，受老虎凳压，皮鞭拷打，他都拒不承认指控，特务见他强硬，对他施用最残酷的刑罚——电刑。电流通过全身使他肌肉强烈颤抖，多次昏死过去。但不管特务怎样酷刑威逼，他始终坚贞不屈。

特务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文弱书生，竟这样顽强。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业务档案中，妻子商育辛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放风时，难友们掩护我们见了一次面，我看到他佝偻着身子，根本直不起腰来；头上、手指上有多处灼烧的伤痕，脸上、颈部、胳膊上有部分皮肉外翻，皆未愈合，惨不忍睹。然而，他却泰然自若地说‘死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早有思想准备。生下来的孩子要抚养长大，我死了，就有人接替我的事业了’。”

在狱中坚定地继续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

两个月后，国民党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永远开除薛传道党籍的消息。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薛传道夫妇也展开了营救。不久，妻子商育辛被中工校保释出狱，而薛传道却因“案情严重”，继续关押，不得保释。

随后，薛传道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刚被关押进渣滓洞时，难友们因为薛传道的“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身份而有一丝冷漠和警惕。

当大家得知他是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而被捕的，并且受刑很重，没有牵连其他人时，都很钦佩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文弱书生，并且主动体贴关心他，吸收他参加学习。在炼狱中，薛传道的思想得到启迪，更加坚定革命信念，坚定走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十分巧合，在这天，薛传道的女儿也出生了。妻子托人送来10个写有“女”字的红蛋，薛传道看到后十分兴奋，并把鸡蛋分给难友，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还兴致勃勃的和难友商量，给女儿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当薛传道还沉浸在为人父的喜悦时，他万万没想到，一场屠杀即将使这对从未谋面的父女阴阳相隔。

1949年11月27日凌晨，狱中的政治犯还在熟睡中，特务把机枪枪口挨个伸进每间牢房，一场震惊中外的集体大屠杀开始了。一片急促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晚，薛传道和200多名政治犯一起倒在血泊里，刽子手们在逃窜时还点燃汽油将烈士遗骸烧成焦尸。重庆解放后，妻子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在一片废墟中，拼命地喊着丈夫的名字，希望他还活着，但最终她们只找到薛传道的金属眼镜框和衬衣的残片。

薛传道牺牲时年仅28岁，但他用短暂的一生完成了从个人奋斗到为革命献身的转变。他上下求索，四处碰壁，最终找到了革命真理，他用年仅28岁的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追求真理的雄壮战歌。在烈火和热血中，他得到了永生。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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