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O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100年前，一群进步青年一笔一划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写下一份报告。报告中，他们郑重地写下这句话。

这份报告就是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报告印证，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成立时间最早，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组织。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今天，是报告中记载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100周年的日子。

这份报告和这个组织的价值何在，为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哪些方面的新证？我们请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依据《报告》对此进行解读，本号分为三期刊载。

本文曾入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本号刊发时省去了引文出处。读者如需引用，请查考原文。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译稿)。中央档案馆藏　张华州 摄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页。其中，地处中国内陆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自发创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时间新证、空间新证和创建新证。

20世纪20年代，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同样是20世纪20年代，阴霾深重、僻处西南的四川重庆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春风。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立了。

中共“一大”档案中的

《重庆报告》

回首90年前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上海望志路、嘉兴南湖红船；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一串串光辉的名字奔涌而来。然而鲜有人知，在珍贵的中共“一大”档案中，还有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简称《重庆报告》），记载着重庆的革命先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自己并没有留下关于建党和“一大”的文字档案，以至于只能把建党纪念日大体定在７月１日。1956年，苏共中央将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部分档案交还中共，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就在这批档案的第九卷中，专家发现了三件关于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竟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还有一份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从苏共中央转移而来的档案虽不是中文原件，但这几份俄译稿正是迄今保存于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档案！

为了考证这批档案的真实性，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将这批俄译稿交由中央档案馆李玲同志转译成中文，连同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主席审看《中国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后，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地证明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作的批示。匡丽娜 翻拍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亲自鉴定。1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1961年4月11日上午，董必武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座谈中共“一大”主要问题时，又讲了上述意见。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内容的真实性。

董必武审阅了“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后给中央档案馆亲笔写下了复函。匡丽娜翻拍

随后，中央档案馆通过对一大批中共早期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作出结论:“上述材料均足以确证董必武同志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较可靠’是正确的。”董必武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三份档案的鉴定，直接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包括北京、广州、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在内的这一批档案的真实性。正因如此，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

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时附录了李玲所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在经历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缜密的考证之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关中共“一大”档案真实性的论证，终于尘埃落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原标题：群星辉耀中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① |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必然性之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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