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联线微信公众号消息，1940年7月24日，在重庆某礼堂的舞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绅士正在发表着演说。 “到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那里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良好，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这台上的讲得是慷慨激扬、情真意切，台下的更是听得如痴如醉。到最后，演讲者再次爽直地强调：“余凭良心与人格，将在延安所见所闻发表，其中并无一句失实••••••。”
据史料记载，这场演讲是由国民外交协会主办的。1940年仍是国共合作期间，但重庆毕竟还是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区。在这样的情况下，竟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说出与国民党舆论导向相悖的言论。那么，讲台上的老者到底是谁呢？历史还得回到1940年春夏交替之时。
这天，位于曾家岩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茶会。身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悉数到场，共同欢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陈嘉庚，南洋商人，1906年，32岁的他受孙中山思想熏陶，投身民主革命。抗战爆发后，陈嘉庚率先在新加坡发起筹赈会，号召侨胞捐款救国。
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又由他担任主席，领导南洋各地一千两百多万华侨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日救亡斗争。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称：1939年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
这是陈嘉庚首次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到祖国考察抗战实况。他的回国，对所有的抗战军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驻守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从一开始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这天，双方落座后，67岁的陈嘉庚首先开口说到：“今日国共两党名称上虽不一样，但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决心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兄弟党、姐妹党。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国共两党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啊”。
陈嘉庚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番开场白呢？原来，在回国之前，陈嘉庚对于共产党和八路军只是有所耳闻，一直以来，他都把民族的命运寄托在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回国后，虽然从国民党官员口中听到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信息，不过，却全是那些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破坏团结”,“专事摩擦”等蓄意挑拨的语言。所以，陈嘉庚一直觉得有必要了解中共对团结抗战的态度。
见陈嘉庚在言辞上颇有指责之意，叶剑英立即回答到：“我党的一贯宗旨就是团结抗战，这点毋庸置疑。国家危亡之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卫国家，保卫家园是我们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叶剑英说得言辞凿凿，而陈嘉庚则顺势提出了他想要去延安访问毛泽东的要求。
1940年 6月1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门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早早地便站在这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南洋侨领陈嘉庚。两位领袖终于迎来了他们的首次会面。在热情握手之后，毛泽东请陈嘉庚来到自己的办公场所窑洞叙谈。
进屋后，陈嘉庚发现，窑洞里的陈设除了墙上挂着的地图之外，就只有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和一张旧式的土木桌而已。如此简陋的摆设，顿时让他对眼前的这位共产党领袖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再回想起头一天，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南门外迎接自己一行的到来，那种热情的场面，足以体现共产党对他们这次造访的重视。
在这里，毛泽东坦诚地告诉陈嘉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求团结”。国共双方的摩擦生端,主要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共产党才对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还击。不过，毛泽东也表示承认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国共两党缺一不可。所以，他希望陈嘉庚能帮忙向蒋介石转达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希望陈嘉庚回到南洋后，能够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所见见闻。
对于毛泽东的请求，陈嘉庚当场便答应了下来。其实，陈嘉庚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自抵达延安，他就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不但听其言，也在观其行。前两天，毛泽东请他吃饭。桌上摆着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整顿饭加起来不过1元5角，但就是这样，毛泽东还说:他薪俸有限,没钱买鸡,桌上的这碗鸡汤，还是邻居老大娘知道他有远客来了,特意送来的。而就在两人吃饭时，忽然有客求见，毛泽东舍不得扔掉手上的半截烟卷,就暂时将其掐灭,等客人走后又把烟蒂拣回来接着抽。
此外，陈嘉庚还发现，作为一个政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是极好相处的。一次他在毛泽东办公室谈话,席位已被全部坐满,这时，一个迟到的勤务兵,看见毛泽东所坐的长凳上还略有空隙,便一下挤了过去。毛泽东不但没有责骂他，反而还把自己的身躯移开了点,以便让他坐得舒适些。
所有的一切，陈嘉庚都看在眼里。毛泽东平等待人、勤廉朴实的作风让他大为感慨,钦佩不已。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中，看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质性的不同。同为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诚恳,而国民党却是奢侈虚伪。
原来，自陈嘉庚抵达重庆后，蒋介石政府便视为是“财神爷”驾到，不但动员了所有相关的党政军大员前来迎接，还准备了8万元的经费,专门接待“视察团”一行。在蒋介石的亲自策划下，国民党当局对待陈嘉庚的主要手段，就是挖空心思地捧，千方百计地拉。
不过，国民党当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极尽全力的奢侈与炫耀，给陈嘉庚带来的却是极度的反感。因为陈嘉庚看到了国民党官员花言巧语、夸夸其谈背后所掩盖的奢侈与腐败。于是，陈嘉庚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问团，余实深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陈嘉庚的举动，无疑是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头一棒。但与此同时，他的心里也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一时间他甚至不知道中国抗战的前途到底在哪里。直到此次延安之行，陈嘉庚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清正廉洁的品格，感受到了民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心拥护。他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此刻，他已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所以，他早就拿定主意，今后不管谁问起延安情形,都将据实以报。
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前去演讲“西北观感”。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将自己了解到的最真实的延安展现在民众面前。陈嘉庚的这次演讲，在国统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不了解共产党的人士犹如在浑浊的空气中突然吸到新鲜的空气，纷纷奔走相告。
对延安的造访成为了陈嘉庚人生旅途重大转折的里程碑。从此他开始了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公开决裂，开始了和毛泽东、共产党的延续至他生命终止的深厚友谊。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陈嘉庚，正式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76岁高龄的陈嘉庚在接到邀请电后，当即复电：“革命大功告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庆贺”。
1949年6月4日，陈嘉庚由新加坡回国，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是自9年前，两人在延安相见后的第一次重逢。畅谈间，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政协，请您来参加。”然而，毛泽东的邀约却使陈嘉庚犯了难：“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
见陈嘉庚有所推辞，周恩来赶紧上前说道：“华侨的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翻译嘛！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
两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推心置腹的交谈，使陈嘉庚十分感动，终于，他打消了一切的顾虑。大会选举时，陈嘉庚等6位华侨代表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而陈嘉庚还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
1949年 10月1日下午三点，北京天安门，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在庄严的开国大典仪式上，陈嘉庚和所有政协委员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共622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五星红旗的升起、新中国诞生，检阅欢庆的游行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侨务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为新中国的建设尽职尽力。
原标题：陈嘉庚：“西北观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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