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1897-1991年），字鹤如，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曾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华西兴业公司经理、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
办“兴业” 炼钢铁
1928年，胡子昂担任新设的川康边务处处长。在川康边务处的6年里，他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轻赋税，可谓政绩斐然。然而，在川康边务处的经历使他意识到，“以农立国”的路走不通，还是要兴办实业才能救国。
1935年年初，胡子昂辞职返回重庆，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一下车，就对亲友们宣布说：“子昂此番回乡，决心要有一番作为。虽不敢说是倾家荡产，我也要竭尽全力，与志同道合者切实办好几项于国有利的实业。”
他与胡仲实、胡叔潜、宁芷村、刘航琛、潘昌猷等人携手，发起创办了华西兴业公司，并出任副总经理。
胡子昂办实业，是从小厂着手的。
经过市场调查，他认准了从内地薄弱的机器制造业上马。他与素有“机器之友”美称的上海实业家胡厥文搭上了关系，引进先进母机和技术，试制磨面机、电动机和其他小机器，打出了“华兴机器厂”的招牌。
创业时期的胡子昂非常勤奋，他说：“我从小就懂得，如果我要想得到什么，我就必须为之努力，自己去挣。”
在员工们眼里，他好像是靠坐人力车来管理厂子的，每天他都要花不少时间在东奔西跑的路途中，四处接洽业务，招徕客户。
要是不出门，他就在办公室草拟文件、口授电文，把几个秘书忙得团团转。有时夜里他还要带点报表回去看，并打电话询问夜班生产的情况。
胡子昂对机器制造并不在行，但他能虚心接受内行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信任和支持。他说：“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从对人的管理中管出更多的东西来。”
他认为，实业家必须把自己的设想告诉给职员，高明的经理不仅要自己善于思考，还要鼓励别人发挥创造性。因此，他把技师和技工都视为栋梁，竭诚相待。他手头有个小本本，谁提的点子、有无改进、创利多少都记上。发工资的时候，他就论功行赏。
胡子昂搞销售也很有一套，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改变了传统的等客上门的方式，舍弃了众多的中间商，主要靠推销员外出游说宣传。
不到一年，他就奠定了华兴机器厂的根基，并使之得到长足的发展。1936年中，该广雇工700余人，有机器100台，是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最大的机器厂。董事会再次召开年会时，年富力强的胡子昂被推选为华西兴业公司总经理。
新的头衔，带给他更为紧张的日程：筹集资金，掌握行情，引进人才，安排设计项目，与客户没完没了的谈判，以及与军阀派来搜刮的官员进行不愉快的谈话。
只要有利可图的工矿业，他都主张给予投资或入股。他说：“从前的土老财，有了钱就大手大脚，吃喝挥霍。如今我们有了资金，就要想到新的投资。”
四川水泥厂在重庆筹建之初，胡子昂认为它有前途，力主购买该厂股份。事后证明他颇有眼力，因为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水泥价格狂涨，分红甚丰。
华西兴业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均非等闲之辈。胡仲实、胡叔潜问鼎重工业，宁芷村经营川康商业银行，刘航琛亦官亦商，潘昌猷出任重庆银行总经理。截止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公司已发展成为以工矿业为主，包括金融和贸易在内的企业集团，名震大西南。
不知不觉地，胡子昂正在成为重庆工商界的头领。有饶舌的记者问他是否能操纵工业会、商会的选举，并内定人选，他断然否认：“我仅仅是一个实业家，你们过分夸张了。”
全面抗战爆发，使重庆变成一座大舞台，胡子昂本人也将扮演令人瞩目的角色。
这一年，胡子昂刚满40岁。
1938年在武汉会见周恩来，使胡子昂明白了不少抗日道理。回到重庆，他热情高涨，与胡仲实、胡叔潜等人一道，发起筹办中国兴业公司，地点在嘉陵江北岸华新街。
为了获得贷款，胡子昂等人被迫接受了官方投资。孔祥熙占了董事长的交椅；翁文灏等人任常务董事；胡子昂任董事兼协理，即副总经理。
武汉已告失守，长江航线中断，大后方物力艰难，要新建一家大型钢铁厂，谈何容易。孔祥熙系统的官股派，关心的是董事会的席位分配，民股派的胡仲实、胡子昂等人，着眼的是把蓝图变为现实。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100余家钢铁厂中，能产钢的只有15家，另外80多家都是炼铁厂。中国兴业公司于1939年7月获准成立后，立即以兴建钢铁厂为主要工程，厂址设在重庆江北。
川东有煤，但缺少铁矿石，綦江铁矿已划归大渡口钢铁厂开采，没有中兴公司的份。涪陵、彭水有铁矿，但经济部把着不放，难以插足。
炼钢所需焦炭，江北麻柳坪有，但质量不佳。其余的分布在永川、铜梁和北碚，运输线路长。还有基建、运输、电力等问题，都是“拦路虎”。
胡子昂为此四处奔波。
从前他只管一家机器厂，尚有干不完的事，如今他要筹办大型钢铁厂，他的事更是干不完了。
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会客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听候吩咐的职员和应约而来的客商，争抢着每一个空座位。设在楼内的各科室，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电话铃声，传递各方面的消息。
事必躬亲的胡子昂要为各种大事操心，职员们都知道他是公司实际的当家人，有事都习惯于找他。
参加陪都实业界头面人物的聚餐会，一周要耽误胡子昂大半天时间，但也给他提供了许多互通信息的机会和有用的关系。在那里，他与刘鸿生、穆藕初、吴羹梅、古耕虞等人联络感情，互拆头寸。胡子昂非常明白，官僚集团心怀叵测，民族工商业者只有携起手来，才不会被他们吃掉。
一有空闲，胡子昂就到江北工地上去看一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大批设备及器材经香港、海防、仰光运抵重庆，工地上一片繁忙。眼看一座座高炉拔地而起，他心里十分喜悦。
1940年夏季，日军大本营下令实施“101号作战计划”，大举空袭重庆。有时一昼夜出动飞机200架次，轮番来袭，对重庆实行所谓“疲劳轰炸”，全城经常火光冲天，繁华市井尽成废墟，中兴厂工地也多次中弹。
就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胡子昂也坚持去工地视察。在防空洞里躲警报时，人们能听到他的咳嗽声。
抗战给重庆带来了发展机遇，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中国兴业公司炼钢厂开炉典礼
为民族工商业争一席之地
中兴钢铁厂顺利兴建之际，孔祥熙系统的一帮人不把民股董事放在眼里，拒不接受胡子昂的指挥。胡子昂深感处境困难，于是辞职，不久后到成都接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他心里苦闷，常回重庆，找朋友聊天。
一次，工商界人士在重庆市区白象街举行座谈会，邀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周恩来给与会者上了生动的一课，也令胡子昂眼界大开。胡子昂决心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得一席之地。
1942年，作为股东的胡子昂，参加了中兴钢铁厂的开工典礼。
在一阵阵鞭炮声中，中兴钢铁厂的高炉喷出滚滚浓烟，宣告着日军封锁的破产。在大后方的钢、铁生产中，它分别占25%强和10%，与渝鑫钢铁厂一同成为战时中国冶金工业的两大支柱。
1944年3月，孔祥熙系统的傅沐波被迫辞职。胡子昂复出，担任中兴钢铁厂总经理。
胡子昂回厂不久，就办成了三桩大事：揽到了制造4000只汽油桶及拟建中的重庆两江大桥所需器材的业务，尽管后来建桥计划未实现，却预领到9695万元的巨额贷款；承接到大宗军工订货，赶制出一批刺刀、军斧以及炸弹、地雷、炮弹、轻机枪的钢铁铸件，支援了抗战；在民用市场以优惠价格出售钢铁，制定出“经销钢铁优待办法”，为中兴厂广辟了开源之道。
在胡子昂任职期间，中兴钢铁厂还承接了修筑叙昆铁路所需全部钢轨，后因日寇南进封锁滇越路、滇缅路而中途搁置。宝天铁路局、西北公路局为加强所辖地区的交通建设，多次与中兴钢铁厂签订合约，购买所需钢筋、钢钎等器材，每次均在200吨以上。在兵器供应方面，承接了战时生产局投放的两批订货，第一批是军斧、刺刀，公司直接制造800吨，为渝鑫钢铁厂和中国制钢公司提供制造军斧、刺刀30万把的数百吨钢材。第二批是大批地雷、炸弹壳、迫击炮的钢铁铸件，铸钢炮弹、轻机枪的钢坯，以及16磅钢轨200多吨，全部完成。在地方建设方面，胡子昂去成都与张群、陈开泗商谈，签订了兴修南充地区水利灌溉工程初期合同，中兴负责供应此项工程的全部钢筋，首批数量即达3000余吨，并承制了一批水轮机。同时，公司还委托四川省建设厅所组织的四川机械公司代为推荐和代销钢铁产品，代接生产业务。在成都销供数量较大的就有建设厅所属各工程单位生铁200吨，川康兴业公司生铁200吨，以及成都自来水厂制造水管所需全部生铁等。
1945年12月上旬，中国兴业公司研制出一种新型煤气拖轮，适宜于内河航运，造价低，制造简易。其制造的第一艘煤气拖轮“亚美”号试航南京那天，公司的董事、监察们纷纷云集朝天门码头，参加首航典礼，胡子昂也在人群中，胸佩红绸，喜气洋洋。
首航仪式开始，他从礼宾小姐手中取过剪刀，亲自为“亚美”号剪彩。
他还发表了简短演说：“本公司全体员工虽历尽艰辛，而片刻未敢忘记报国。值此举国欢庆胜利之日，‘亚美’号建成下水，有幸运载复员物资远航，诸多同人聊以自慰。”
此时此刻，胡子昂神采飞扬。他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报偿。
中国兴业公司的工人在铸造钢件
原标题：近代实业家（八）：胡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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