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中，谱写了浓墨重彩的重庆篇章。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无数战斗在这里的革命先辈不畏牺牲、挺身而出。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绘就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开创重庆各项事业新局面。
今天，请跟随小编一起来聆听，一位“从来不跟党算账的‘老板娘’”的故事。
从来不跟党算账的“老板娘”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掩面悲泣、哽咽难言，一边挪动着自己的身体，一边坚强地用手拄着手杖，慢慢地坐上轮椅，由陪同人员推着缓缓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大厅……这是1992年7月18日，在邓颖超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一幕感人场景。这位坐着轮椅前来与邓颖超作最后告别的老太太，就是曾多次被邓颖超夸赞为“我们党一位能干的‘老板娘’”的周宗琼。
周宗琼（1910—1996）
周宗琼，1910年出生于重庆的一个普通职工家庭。从小成绩优异的她从北平女子第一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江津的一所小学任教并出任校长。她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常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后因指责警察是富人帮凶而得罪国民党反动当局，刚刚起步的教育事业也受到影响，不得不被迫离开学校。
1936年，26岁的周宗琼结识了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并与他结为伉俪。1938年，天成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任宗德、周宗琼夫妇二人带着厂里遣散的部分机电设备，看准时机入股了四川合川胜利酒精厂，并负责筹建重庆化龙桥营业处。很快，夫妻俩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努力，建成了属于自己的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
周宗琼夫妇在化龙桥建成的二层小楼房
当时，正值日军大肆轰炸重庆，住房十分紧张，房屋还在修建时就有许多单位和个人前来联系租用。1939年初，周宗琼的老同学冉琴舫突然造访并提出请求：“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已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批准，要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他们现在需要一个门市部，而且由于日机大轰炸，他们希望找一个离市中心远一点的地方。一些对共产党政策不够了解的房主，不敢和他们接近，有房子也不敢租给他们，因此他们找房子比较困难。你能不能把新盖好的房子租给他们？”
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接触的周宗琼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冉琴舫的请求。第二天上午，《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就前来与周宗琼商议租用事宜，当时底楼刚好有四间房子没有间隔，非常适合报社使用，就决定将小楼房的底楼作为《新华日报》的营业部。
设在化龙桥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不几日，细致的周宗琼发现，营业部白天办事的人并不多，晚上住宿的人却不少。每天天还没亮，住宿的人就悄悄起身，迅速收拾好铺位，又恢复成营业部的陈设。这当中只有熊瑾玎是有家室的，其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早出晚归，回来后有说有笑、热情洋溢，整个营业部充满了民主、平等、团结、和睦的氛围，这种平等的政治环境正是周宗琼多年所向往和追求的。
1939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熊瑾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委托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开办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提供资金。那时的周宗琼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还是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周宗琼的努力经营下，酒精厂办得很成功。不仅如此，她还在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特别开设了一个专用账户，并授意会计，“只要熊老板提出要求，不论多少，照数开支，无需偿还”。久而久之，在南方局同志的眼中，“国防动力酒精厂”俨然成为了《新华日报》的“金库”，而周宗琼则是能干的“老板娘”。
自与新华日报社结缘后，周宗琼思想进步很快，也迅速成为了党能依靠的进步群众。已经在思想上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周宗琼曾多次向熊瑾玎提出入党的请求，但组织都没有批准。为此，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给她写信说明原因：“……现在党在重庆的活动十分困难，你以党外人士工作更有利于斗争，更能发挥特殊作用。”收到信后的周宗琼顿时明白了组织的革命需要和良苦用心，便按捺住当时迫切入党的心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继续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
1943年秋，周宗琼的酒精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就在老家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房子作为酒精厂的办事处。韦家院坝地处偏僻，表面上只是酒精厂的一个营业点，人员来往很方便，能很好地掩人耳目。此后，南方局就把这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及我党地下工作的联络点之一，周恩来曾多次来此作形势报告、会见民主进步人士，郭沫若还将其称之为“战时文化之家”。在韦家院坝期间，周宗琼还支持创办了以陶行知为发行人的《民主周刊》，该刊物在发行期间，她支持了四分之三的经费。不仅如此，周宗琼还支持100万元帮助陶行知创办和运营社会大学。
1945年，部分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因身份暴露秘密撤退到重庆。因国民党特务、宪兵对他们跟踪得很紧，为了保存这批革命力量，周恩来决定尽快转移他们：有的要撤回延安，有的要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还有的要立即出国……可是，组织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转移经费。当时，周宗琼有一批货还没来得及出手，而党组织派来拿钱的人在她家已经久等多时。她当机立断，主动降低货价，把到手的货款一分不留地交给了组织，让40多名同志安全地从重庆脱险转移。
周宗琼（前排右）与部分主创人员在上海徐家汇昆仑公司摄影棚。
抗战胜利后，由中共领导的文艺界左翼人士宋之的、司徒慧敏等准备发展电影事业，拍摄进步电影，动员周宗琼夫妇参加。周宗琼不仅无偿支付了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开办费，还为公司的正常运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48年，由于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为了帮助昆仑影业渡过难关，周宗琼遵照周恩来“一定要支持昆仑，办好昆仑”“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仅仅是投资办企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的重要嘱托，处理掉她在重庆的所有不动产，倾囊相助。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各行各业冷清了许多，周宗琼的酒精厂也无奈停业，但留下了一笔雄厚的资金。作为该厂的创办人和经营者，周宗琼分得了一笔巨款，但她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一厘，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支持陶行知新成立的大孚出版社，用于出版进步书籍。
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间，身为党外人士的周宗琼，无数次为《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为革命同志的安全转移，为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难以计数的资金。她全心付出，不求回报，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周宗琼被调到国家水利部工作。1956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周宗琼终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邓颖超曾这样评价周宗琼：“她是我党困难时期一位能干的‘老板娘’，从各方面帮助我党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党花了人家很多钱，但人家从不跟我们算账。”有记者曾采访晚年时的周宗琼，问她当年为革命提供了多少资金，她笑着说：“有人说我们党欠我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的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但我决不跟党算账，要算就算我周宗琼向党组织交的党费吧。”
周宗琼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周宗琼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今天，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像周宗琼同志一样，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入党，时时对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境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原标题：重庆珍档 | 从来不跟党算账的“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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