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微信公号消息,特斯拉与安阳维权女车主之间的战火仍在燃烧。
4月22日晚,特斯拉通过媒体公布了车祸前半个小时的行驶数据,车主丈夫质疑此举侵犯其隐私权和消费者权益,打算向有关部门投诉。4月23日,有网友讨论数据的真实性,特斯拉再次通过媒体回应:行车数据采用加密技术记录,无法直接读取、修改或是删除。
无独有偶。23日晚间,特斯拉又就上海国际车展另一维权的西安女士的情况作出回应,称该事件中车辆并未发现故障的情况。
接连不断的维权事件,再加上此前的种种强硬表态,特斯拉已彻底“出圈”。“知道我开特斯拉,身边的人都投来了关爱的眼神……”一位特斯拉车主哭笑不得地说。
就在警方将安阳维权女车主带走的当天,特斯拉副总裁陶琳接受媒体采访发表如下言论:“近期的负面都是她贡献的”“我们没有办法妥协”“我们不会砸大量的广告费用去做公关”……
陶琳或许没有料到,这些言论引来了人们对特斯拉更汹涌的质疑。有人因此评价,“近期的负面都是她贡献的”这句话,放在陶琳自己身上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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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争议的副总裁
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开幕。已维权近两个月的安阳车主张女士爬上特斯拉车顶大喊“刹车失灵”,随后被警方带走。
同一天,有媒体发出对陶琳的专访,标题是《陶琳回应车展维权事件:特斯拉不可能妥协》。
在这篇报道中,陶琳谈到,张女士一人贡献了特斯拉近期的所有负面、背后可能有力量支持,而特斯拉面对车主要退车的“不合理的要求”,“没有办法妥协”。
舆论一时哗然,诸多官方机构发出评论,陶琳也成为众矢之的。在她的微博账号“Grace陶琳-Tesla”之下,大量网友痛批她和特斯拉“傲慢”“甩锅”。
公开资料显示,陶琳于2014年1月加入特斯拉,职务是中国区公共事务副总裁。2019年5月至今,她担任特斯拉副总裁,总体负责大中华地区政府事务、公共关系、市场与品牌等。
·陶琳的百度百科词条头像。
陶琳的英文名“Grace”,有优雅、体面之义。作为特斯拉的高管,她确实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外在形象:出席公开活动时,陶琳多半会选择剪裁得当的西装。从发型、耳环到口红的色号、微笑的弧度,每一处装饰似乎都恰到好处,散发着精英气息。如果有媒体拍摄了照片或视频,陶琳的团队会要求查看素材,并进行一些美化处理。
陶琳的职业轨迹和教育经历看起来也符合精英标准:进入特斯拉之前,她曾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央视、人人网和百度工作。一个细节是,陶琳的微博认证资料里,特意注明了“毕业于北京大学”——根据领英信息,她于2010年获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陶琳始终保持优雅得体的精英形象。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但她精英的另一面似乎是强势,甚至是不近人情,尤其是认为自己占理的时候——无论对方是车主、员工,还是媒体。
不止一名受访对象回忆称,他们曾见过陶琳在非公开场合态度激烈地批评人。
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来自科技自媒体品玩:陶琳的下属曾在父亲的葬礼上接到陶琳的电话,被要求“赶快回来上班”。
媒体人引之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有一次,他在微博上发布了特斯拉海外官网披露的新车信息,结果大概过了20分钟,特斯拉公关就打来电话,说陶琳要求他删除微博——陶琳的理由是,新车信息会影响特斯拉现有车型在国内的销量,引之如果不删,她就让法务来处理。
“第一,这些信息本身就是特斯拉已经公开的。第二,消费者有权利等待购买更好的车型。”引之不愿意删除,僵持一段时间后,事情不了了之。
在车展维权这件事上,引之认为,陶琳的表态也与她的认知有关。“她可能真的觉得特斯拉没有问题,车主是在碰瓷,特斯拉才是受害者。但在跟车主沟通的时候,去化解车主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就算企业真的有道理,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只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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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后的傲慢
陶琳的工作风格并非一直这么强势。
2011年四川地震后,时任人人网对外事务总监的陶琳曾接受采访,呼吁网络媒体助力灾后重建。当时,她的话语方式与如今完全不同。
因此,有长期关注特斯拉的业内人士认为,陶琳的种种“傲慢”发言,除了受自身的精英主义倾向影响,也与特斯拉的整体风格有关。“特斯拉确实是一家不妥协的公司。”他说。
不同于传统车企,特斯拉更像是一个行业搅局者。也正因如此,它才能历经不到20年的发展、挺过无数次被外界唱衰的危机时刻,成为电动车行业佼佼者。
去年6月,特斯拉的股价首次超过丰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车企,被媒体视为“一战封神”。从2020年的交付量上来看,特斯拉也远超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
对于特斯拉的中国拥趸来说,特斯拉的创始人、有着“硅谷钢铁侠”之称的马斯克,是“神”一样的存在。早年间,在中国开特斯拉,是“酷”“极客”的象征。2014年,马斯克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大批热情的粉丝让现场秩序近乎失控。
·2020年初,特斯拉宣布启动在上海超级工厂制造Model Y汽车项目。同时,首批Model 3汽车在上海向公众进行交付。图片来源:新华社
事实上,马斯克身上一直有着“傲慢”的标签。他信奉技术实力,曾多次表示对于广告和公关的不屑。2020年10月,特斯拉更是直接解散了美国的公关部门。
陶琳此前回应负面事件时,也多次强调“用产品说话”。今年3月接受采访时,面对“高冷”“傲慢”的公众批评,她说,特斯拉更像是一个学习很好、但不善于社交的“小朋友”。
“他(特斯拉)的精力、思维模式是解决一些我们认为比较硬核的问题。对于特斯拉的产品应该达到的标准来看,现在还有很多要走的路,将来需要有产品上的颠覆性的创新。整个公司其实是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上面。除此以外的这些事,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简化。”陶琳的言下之意是,研发制造真正过硬的产品,才是特斯拉重视的硬核问题。
“我们确实不想在营销和公关上花费时间精力。”在去年12月的一条微博中,陶琳也有类似表态。
·2020年底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在一些车主和媒体人看来,特斯拉在舆论场中的糟糕表现,不能完全归因于营销和公关的预算有限——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面对消费者,特斯拉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据了解,陶琳在带领公关团队时,对标的不是传统车企,而是苹果之类的科技企业。如果有来自传统车企的员工根据以往的舆情处理经验提出建议,陶琳会直接回复说:不要跟我说这些车企是怎么做的,他们的电动车卖得不如我们,你要看苹果这时候是怎么做的。
然而,在具体操作上,特斯拉似乎并没有向苹果靠拢。“苹果虽然也是很高大上的形象,但它对用户是非常友好的,解决用户问题非常迅速。特斯拉好像恰好相反,它总给人俯视消费者的感觉。”媒体人花花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说。
2019年前后,陶琳和上司朱晓彤开通了微博。这是特斯拉中国的公关策略之一,希望高管们像马斯克一样成为特斯拉的宣传新窗口。然而,种种没那么接地气的内容,得到的骂声远超支持声。
陶琳和朱晓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网民的素养不够高。然后,两人逐渐降低了发布微博的频率。
这似乎再次印证了特斯拉习惯“俯视”和“傲慢”。“从前几年到现在,特斯拉陷入负面舆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感觉这个企业和他们的高管根本没有做过反思,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媒体人一博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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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地带”监管难
回到车展维权事件。虽然特斯拉已经公布了张女士一家车祸发生前的部分关键数据,但纷争仍在继续。车祸过程仿佛“罗生门”一般,特斯拉和张女士各执一词,重重谜团有待解开。
·特斯拉公布的数据。
根据特斯拉的描述,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车祸发生之前,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小时。
但张女士的说法是,事发地在341国道南段的两个红绿灯之间,且当时正值晚高峰,车辆跑不到特斯拉所说的高速。车祸发生前,车辆的车速大约是60千米/小时。
事发路段没有摄像头,目前没有第三方视频画面能作为辅助判断依据。安阳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则只写了张女士的车辆“没有和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并未提及车辆是否超速。
关于事发前最后一分钟的经过,双方的说法也有出入。特斯拉称,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张女士则表示,自己的父亲曾连续猛踩刹车,但制动踏板僵硬且制动不明显。
特斯拉是否有可能篡改数据?23日,有网友提出质疑。对此,特斯拉通过媒体回应称,特斯拉的车辆数据采用加密技术记录,无法直接读取、修改、删除。在出现产品质量纠纷时,特斯拉会依法提供真实、完整的车辆数据。特斯拉愿意毫无保留地配合监管部门开展深入调查,开诚布公接受社会监督。
那么,假定特斯拉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就能据此判定特斯拉不存在刹车失灵、责任属于车主吗?目前,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电动车从业者认为,从车辆设计的角度看,刹车失灵的可能性不高,车主可能存在失误操作。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从特斯拉数据来看,车主曾频繁踩下制动踏板。这可能导致事发前系统认为车主只是在进行普通的刹车动作,所以车辆减速会比较慢。
但汽车自媒体人闫闯在微博上公开表示,特斯拉的数据正是刹车问题的“实锤”——数据显示,特斯拉从94千米/小时降速到48.5千米/小时,用了2秒的时间,移动了至少40米。“如果是制动测试,这个成绩刹停也就勉强及格。”车评人袁启聪则提到,特斯拉没有公布“制动踏板物理性移动信号”(可以反映踏板有没有被踩、踩了多少)等关键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和张女士的纷争,也暴露了电动车这一新兴行业的普遍问题:技术标准、数据权归属、问责与监管机制,都还处于模糊地带。
以双方尚未达成一致的“谁有资格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一事为例,背后其实是技术标准的缺失。有专家指出,政府应尽快制定鉴定标准,第三方机构也需要提升针对智能系统的鉴定能力。
“电动车行业现在确实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家车企用到的软硬件、收集的数据都不一样。所以第三方机构也很难去做检测。就好像一张试卷没有标准答案,监考老师也不好打分,最后能打分的还是特斯拉这样的出题者。”引之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要解决这类问题,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行业标准,或者至少是一个数据采集的规范流程。”
数据“黑匣子”的存在,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挑战。对此,理想汽车CEO李想在微博建议,针对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刹车失灵的问题,监管部门可以提出更多要求,包括具有此类系统的车辆必须配备行车记录仪,记录画面必须同步显示系统是否运行,等等。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花花、一博、引之等均为化名。)
原标题:特斯拉回应又来了!副总裁“绝不妥协”,数据被疑造假,嘴硬背后货够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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