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 消息，到2022年3月29日，王永彬就已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一个住宅小区的37号楼4单元3楼的过道里住满一整年了。
一年前，吴国新给亲戚王永彬拨来电话，请他帮忙在家门口住下，从那以后，靠在302门口的折叠床成了王永彬主要的生活空间。除了长时间地睡觉，王永彬最常做的事是侧躺在折叠床上玩手机。他不能久坐，说这一年里躺着的时间太长，现在久坐会颈椎疼。
有一次，租住在301的住户想进302看看房屋结构，王永彬打开门。301住户向王永彬感慨，“你们这房子看着比我那里还明亮，还大。”王永彬说：“里面基本什么都没有，当然看着大了。”
王永彬在302室门外居住超过一年。摄影/本刊记者 张馨予
在71.4平方米的302室，最引人注意的是散落在各个房间的28瓶56度二锅头，以及一堆又一堆的空药盒，这些都是刘金伟前夫杨松康（化名）留下来的。
刘金伟和吴国新都认为自己是302室真正的主人。为了得到302室，刘金伟让前夫杨松康在近500天的时间里住在几乎空无一物的屋内，不迈出房门一步。吴国新和亲戚王永彬则接力守在门口，坚持不离开。
隔门对峙的僵局终结于2021年10月13日。那天杨松康从302室悄声翻窗离去，一星期后，吴国新进入了302室。但是，吴国新仍让王永彬日夜守在门外，以防刘金伟破门而入。至于还要在楼梯过道里生活多久，王永彬到现在都没有答案。
易房始末
为了确认302室的归属，吴国新和刘金伟已经向法院提起5次诉讼。
2017年起诉刘金伟之前，吴国新认为自己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那套房子里住了11年。
2004年，北漂两年的吴国新来到通州区一家家具厂工作，家具厂的老板是李舰。在吴国新的记忆中，李舰是一个仗义的人，“有一个以前在家具厂里做古典家具的老师傅，离职都多少年了，李舰听说人家得了癌症，大手一挥就给了他三万元。”
吴国新在家具厂工作一段时间后，李舰主动向吴国新提出可以便宜卖给他一套房子。吴国新回忆：“李舰这么做，是希望我能长期跟着他干。他找了我三次，前两次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认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等到第三次，我才认真起来。”2006年1月，在家具厂的年终总结大会上，李舰把低价卖给吴国新一套房子的消息告诉了员工。随后，吴国新分三次支付给李舰共计20万元现金，并通过让李舰的朋友到其妻子所在美容院消费抵账的形式，又支付了15万元，但双方并未签订合同或留下字据。2007年，吴国新与新婚妻子一起住进了新房。
李舰卖给吴国新的正是302室，这套房子来源于他和刘金伟的换房交易。在2017年10月的庭审上，刘金伟说，302室是政府分给她的回迁房，自己没有实际居住使用过该房屋，当时李舰正在北京开发楼盘，愿意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自己一套大房子，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李舰就提出让她把302室折价卖给自己，剩余房款之后再补交，相当于以房换房。
2009年，302室具备了办理所有权证的条件，刘金伟带着吴国新及其妻子去办理了缴纳契税和公共装修基金等手续，款项由吴国新缴纳。吴国新回忆，由于302室最早回迁人登记的是刘金伟，底单无法修改，所以刘金伟与自己约定，在能够办理过户的时候将302室过户给他，刘金伟还把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契税发票原件等票据原件都留给了他。
但从2009年到2017年，302室始终没有办理过户。“那些年，我隔几个月就给李舰和刘金伟打电话，问过户的事。一到晚上，我两口子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吴国新说，刘金伟当时称李舰对自己还有承诺，所以还办不了过户。
2017年4月，吴国新接到了来自刘金伟的电话。“她告诉我，李舰死在国外了，死在手术台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吴国新说，那通电话以后，他就意识到302室这套房子可能会有争端。
在刘金伟多次告诉吴国新要“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吴国新率先于2017年9月将刘金伟起诉至通州区法院，请求确认302室归其所有，并判令刘金伟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但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通州区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登记在刘金伟名下，故刘金伟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另外，吴国新并未提供其与李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其他购房证据，并且吴国新称李舰已经死亡，法院无法对此进一步核实，吴国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018年1月，刘金伟反诉吴国新，请求判令吴国新返还302室以及出租该房屋所取得的租金，也被法院驳回。
法院认为，刘金伟虽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据其述其与李舰达成协议，并已将302室折价用以抵付其他房屋购房款，李舰依据双方协议取得涉案房屋的相关权能具有合同依据，若李舰未按协议履行其义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而吴国新对涉案房屋的使用权来源于李舰，“并非无权占有”。刘金伟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2019年1月，刘金伟又将李舰起诉至通州区法院，请求解除其与李舰的口头《房屋置换协议》，并判令李舰返还涉案房屋。法院认为，刘金伟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任何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在协议内容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刘金伟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对峙僵局
经过4次判决，法院未判令刘金伟将302室过户给吴国新，但也认为吴国新对302室并非无权占有。刘金伟与吴国新开始以其他方式抢夺302室。
曾经可以正常出入302室的吴国新，在2020年5月底发现开门成了一个问题。302室的门锁锁眼在一个星期内被堵住3次，他只得不断更换门锁。
2020年6月19日，吴国新下班回家后，发现302室内的双人床、冰箱、洗衣机、沙发等家具家电全部被堆在了楼下的自行车棚里，门锁被拆开，原本的防盗门外又多了一扇门，这次真的进不去了。后来，吴国新知道刘金伟已经在2020年6月10日将302室卖给其姐姐的前夫，其姐姐前夫已经拿到了302室的房产证，刘金伟前夫杨松康则于2020年6月19日当日住进了302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22年3月24日看到，302室最初的防盗门布满被锤子、撬棍砸过的印记，防盗门右上角凹下去一个破洞，破洞连着一道延伸几十厘米的裂痕，这些都是吴国新在2020年6月19日之后的几个月里陆续砸出来的。“砸得没有规律，随时生气的时候、想砸的时候，就去砸了。”吴国新砸门的时候，杨松康就通过被撬坏的锁孔往屋外喷尿、喷辣椒水、喷干粉灭火器。
除了时不时地砸门，吴国新还决定24小时守在302室的门外。6月天热，第一晚，吴国新在302室门外铺了一个瑜伽垫，带了一条毯子，就住了下来。门外的物件是一天天变多的，吴国新之后又带来了热水壶、小风扇、折叠椅、木凳、抽纸。居民上楼下楼时，总会不小心踩到吴国新的瑜伽垫，他就把头扭过去面对墙壁，“还是挺不雅观的。”上班去不了公司了，吴国新先是请假，后来用电脑在门外远程办公。
302室屋内散落着28瓶二锅头，它们变成了吴国新防止刘金伟再度翻窗进屋的道具。
吴国新不仅守在屋外，也给屋内断了水和电。住在302室的杨松康不迈出房门，没有任何生活物资，刘金伟和她姐姐就在每天上午10点40分左右，用绳索把水、饭、充电宝吊到302室的客厅阳台，偶尔也送烟、酒、药。每天送完东西，刘金伟或她的姐姐会走到2楼与3楼之间的平台，用手机拍下守在门口的吴国新，证明对方扰乱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吴国新也用手机拍她们。
守在门外的时间逐渐超过了吴国新的预期。吴国新买了一张折叠床，带来了适合冬季的被褥。2021年除夕当晚，吴国新吃了一顿饺子，刘金伟也把年夜饭用绳子照常吊了上去，吴国新向刘金伟拜年，“新年好。”
一个月后，吴国新请亲戚王永彬接替自己守在门口。那时，双方已经不再会爆发激烈冲突，只是沉默地对峙着。王永彬说，吴国新叮嘱自己：“不要说话，不要吵闹，不要发生打骂。”
从到的第一天起，王永彬就没有与一门之隔的杨松康说过一句话。但是他对杨松康的生活了若指掌。防盗门几乎被砸得支离破碎，门内的所有动静王永彬都能听见。杨松康每天早上七八点起床，起床后就绕着屋内一圈圈走路。白天杨松康爱哼歌，“最喜欢哼刀郎的歌，手机里有时也放。”
屋里的味道也不可避免地传到屋外。中午吃饭，杨松康习惯喝几口酒，二锅头的味道就在12点左右准时飘出来。因为屋内断了水，杨松康上完厕所只能攒着用送来的水冲，臭味从门缝往外钻，王永彬只能用胶带把门四边的缝隙封起来，但还是能闻见。
2021年10月13日，王永彬发现屋里的声音和味道好像消失了。王永彬给吴国新拨去电话，“里面好像没人了。”吴国新赶到小区，在楼背后观察302室客厅的阳台，发现阳台铁丝网被剪开了一个不易被注意的洞。吴国新顺着一楼和二楼的防盗窗爬到三楼，从洞里钻了进去，发现杨松康真的离开了，离开前在屋里安了两个监控摄像头，连着充电宝，正对着门口，还有三根直径10厘米左右的长木棍顶着门。
302室原本的防盗门。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张馨予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刘金伟和她的姐姐照常从老地方给302室吊水、吊饭，吴国新和王永彬也如往常守在门外。与此同时，吴国新联系上装门师傅，定做了一扇外开式的门，这样的门更容易安装。
2021年10月20日23点，吴国新用一把梯子再次爬进302室，并在第二天上午让装门师傅过来换门，“我告诉师傅，只给你20分钟时间，必须要装好。”装门师傅开始换门不到15分钟，刘金伟赶到了，门还剩一个螺丝钉没安上。王永彬赶紧关上了门。
消失的关键人物
重新进入302室之前，吴国新已经于2021年7月以排除妨害为由起诉刘金伟和杨松康，刘金伟的前姐夫则几乎同时向法院起诉吴国新，请求排除妨害，目前案件仍未下判决。
通州区法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国新与刘金伟的案件正在审理中，不便透露案件相关情况。
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吴国新没有对302室做什么改变，维持着杨松康离去时的样子，他留下的多波段收音机、充电宝、食物包装纸、药盒都放在原处，喝了一半的二锅头留在卧室窗台上，王永彬偶尔会倒几滴出来擦手机。
尽管杨松康已经不住在302室，刘金伟和她的姐姐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到302室门口拍照，看看王永彬是否离开，只是来的时间不再固定，有时隔几天来一次，有时一天来几次。吴国新不敢让王永彬离开。双方仍僵持不下。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戴金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之所以会出现隔门对峙的僵局，是因为双方都希望通过实际占有房屋的方式，反向证明自己对房屋拥有权利，以及证明自己不放弃对房屋权利的决心。
北京瀛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正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现有的4份判决书中，可以知道吴国新并没有被法院认可具有物权，但法院认可吴国新基于与李舰的交易取得了房屋的使用权。同时，法院认为刘金伟虽然是登记的物权人，但已经把房屋折价给了李舰，也就是可能已经处分了所有权，问题是房屋所有权是处分给了李舰还是吴国新，以及刘金伟是否已经把自己的物权完全处分。“在事实没有完全查明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认定物权到底归谁”。
王正阳认为，化解僵局的关键还在于查明事实，李舰作为唯一能把房屋和双方串起来的核心人物，对于第5次诉讼查明事实至关重要。
刘金伟与吴国新其实都对李舰的死讯抱有疑问。2009年以来，在北京做房地产开发的李舰官司缠身，2016年，李舰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去向成谜。在2017年7月刘金伟与吴国新的通话中，刘金伟说：“我老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刘金伟与吴国新曾花了几个月寻找李舰，并试图联系他的儿子，但都没有成功。2022年3月24日，李舰注册公司所在村委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知道李舰死在国外了，“这个人是找不到的，不用费劲了。”
关于刘金伟与李舰交换的房子，刘金伟曾在2017年10月的庭审上说，约定没有实际履行，“城里的房屋还没有交付给我”，这也是刘金伟坚持寻找李舰的原因。但吴国新坚称刘金伟曾告诉自己，她已经住进了李舰给她的房子，吴国新在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有关部门沟通后，发现李舰开发的小区里有一套房屋登记在刘金伟姐姐名下，物业登记人则是与刘金伟儿子同名的人。
无论李舰是失踪还是死亡，他的消失已然让事实更难查明。王正阳说，刘金伟和吴国新都没有积极主动将真实的交易以书面的方式完善下来，现在刘金伟不能证明自己和李舰达成的是何种交易，吴国新也不能证明自己对李舰的房款支付完成到了什么程度，这导致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楚，这也是此前4次诉讼都没有被支持的原因。
吴国新说，当时与李舰的交易没有签合同，“可能是我一生中犯的最愚蠢的一个错误。”
对于正在进行的排除妨害诉讼，王正阳认为，还是需要找到李舰的继承人，看他是否能提供更多线索，并且双方也要尽可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作出举证，让法院更好地查明事实，为房屋权属的僵局解扣。
不被接受的调解
当年吴国新以35万元购得的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已经超过280万元。“北京房价近20年来涨幅特别大，所以类似的房产纠纷案件在北京普遍存在，最近几年更常见了。”戴金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注房地产类案件，每年都会接触到几十起类似案件。
通常，在证据都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戴金花会建议委托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定纷止争。“在这个案件中，僵持的局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谁都没有拿到房子。住在房子里的人没有享受到房屋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守在门外的人更是这样。”
吴国新说，从2017年到2020年，自己曾多次找刘金伟寻求调解，最后一次提出的条件是双方一人一半，但是都被刘金伟拒绝，“她只同意给我几万块钱，谈不成。”
吴国新和刘金伟争夺的房屋位于北京通州某小区。
通州区马驹桥镇党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房屋所在社区的负责人曾在冲突发生前期对吴国新和刘金伟进行调解，但双方都不认可。
“如果双方不接受调解，一定要探究一个结果，并且案件的事实还一直不能查清，那么房屋所有权到底归哪一方，这个结论还需要时间去解决。”律师王正阳说。
守在302室门外的一年，王永彬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他和小区的保安混熟了，送了几包烟，到保安室刷牙、洗脸、洗澡，吃饭在附近的小餐馆解决。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玩手机。杨松康离开后，王永彬可以在屋里刷牙洗脸，可以自己做饭，但还是习惯躺在门外的折叠床玩手机，因为屋里没安Wi-Fi，在楼道可以蹭网络。
2022年1月31日，大年二十九，吴国新给王永彬送来了五张福字，王永彬把它们一张张贴到302室的正门和屋里。
王永彬记得多年前第一次来吴国新家，那时一进门能看见铺了红色桌布的餐桌，玫红色的沙发，左右两侧的卧室摆着大双人床。现在那些地方已经空着。
吴国新电脑里也存着过去用数码相机给302室拍的照片。他说：“那时候我刚来北京打工，就有了一套房子，大家都觉得羡慕。装修完以后，亲戚们都到这儿来吃饭，或者打打麻将。那算是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吧。”
原标题：5次诉讼，对峙600天，北京通州“抢房”事件如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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