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英美等国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遭到拒绝。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亚罗号”事件是中国近代时期英国一系列粗暴践踏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管辖权事件中的一个。

事件背景

广州入城问题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战后时期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在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其它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上海在1843年11月开放、宁波在同年12月开放、福州和厦门在1844年6月开放。但是，广州的居民却顽强地拒绝让英国人入城，而只是同意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商馆区。居民争辩说，虽然条约列明开放广州，但却没有明确写明洋人可住到城里。条约的确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但其它四个开放口岸的居民都没有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城墙以内的权利。事实上，在上海的洋人获准进入该城后发现卫生条件和住宅条件并不理想，以致自动撤到城外建立了居住地。但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坚持入城的权利。当地民众不想退让，并把英国人入城看作是对他们城市的一种侮辱，于是，“广州入城问题”便成为一个争执的焦点。

历史上，广州一向以与洋人冲突著称：据称在中古时期便发生过杀戮阿拉伯人的事件。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比其它任何城市的人遭受了英国人更大的羞辱，广州城是在1841年以“赎金”赎回的。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贸生意被上海夺走的困厄，因为上海更靠近茶丝产地。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年的6,900万磅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万磅上升到5,300万磅。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担下降到1847年的1,200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担上涨到21,176担。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的生计，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人数最多的洋商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得到了当地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并配备了最初在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发给乡勇的武器，于是便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身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耆英，夹在英国人不断加强的入城要求和广州绅民顽固的抵制中间。耆英知道中国的条约义务，但当地民众却未必知道;1846年1月，他大胆宣布开放广州城。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无数的揭帖四围流传，抨击他的安抚政策，并讽刺他向敌人谄媚奉承。暴民们上演了一场袭击据说是亲英的广州知府的闹剧，火烧了他的衙门，使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耆英在这种众怒难犯的形势下不得不修改了他的公告。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并不想为“广州入城问题”立即与中国发生冲突。1846年4月，德庇时和耆英达成了一项协定：英国人将推迟入城;中国则允诺不将舟山群岛割让给其它任何国家(以杜绝当时盛传的法国之图谋)作为交换。

受英国人退让的鼓舞，广州民众变得比以往更加大胆，他们向外出的英国人投掷石块的事件屡有发生。1847年4月，德庇时进行报复;他率900名士兵乘三艘武装汽船和一艘方帆双桅船攻陷了虎门炮台，塞住了827门火炮的炮口并占领了广州的商馆区。4月6日，耆英连忙与他谈妥一项协定：清廷答应让英国人在两年之后入城，并惩处那些冒犯英国人的华人，以及给予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建造货栈和教堂的权利。 由于向英国人妥协，耆英的公众形象无可挽回地损坏了。他意识到“广州入城问题”迟早会触发一场他本人无力阻止的冲突，也知道他本人无力对付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海盗问题，于是他设法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摆脱困境。他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朝廷将他召回。他的请求被恩准了，1848年3月耆英返回北京。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务授给了一位仇视洋人的官员徐广缙(约1786-1858年)，而广东巡抚一职则授予了叶名琛(1807-1859年)。继耆英被召回后，这两人的任命标志着中国政府内部那股在战败后一直低落的反抗势力重新抬头。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广州通力合作，对洋人采取一种不作屈服的姿态，同时鼓动民众阻遏英国人的入城，中英关系急剧恶化。

广州方面的强硬政策(1848-1856年)

中国方面在广州的人事变更与英国方面的人事变更同时发生。文翰爵士(Sir S.George Bonham，1803-1863年)替代德庇时出任香港总督、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华商务监督。文翰是东印度公司一名船长的儿子，少年得志，二十多岁时便被任命为新加坡常驻参赞，1837年当上了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新加坡和马六甲联合殖民地总督。文翰粗通汉语，略知中国的风俗习惯，且颇有“务实”之声望，故他在1848年被巴麦尊任命为香港总督。

文翰与钦差大臣徐广缙于1848年4月29日第一次会晤。尽管文翰对会晤的礼仪感到满意，却发现徐广缙“寡言少语”。6月7日，他致函徐广缙，建议应作出初步安排，以兑现耆英—德庇时协定中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进入广州城。徐广缙答称，鉴于地方舆情的强烈反对，“前督耆英(1847年)许其进城，必以二年为期，亦明知进城必不相安，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云云。巴麦尊虽然不愿放弃入城权，却也怀疑进入一个敌对的城市究竟有多少实用价值，故他建议这项权利，可局限为英国全权公使或领事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入城对两广总督作公务拜会。实际上，他在1848年12月30日授权文翰可回避争端。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向文翰转述皇帝的谕旨，称皇帝不能置广州人民自发一致之舆情而不顾。文翰在谒见钦差的所有努力都失败后，于4月9日用信函通告中国当局，称“所争议之间题暂为搁置，但必须是悬而未决”。广州人相信，他们可怕的大规模公众示威(卷入了约10万民众和乡勇)震慑了英国人，使其放弃了要求。当得意洋洋的徐广缙和叶名琛上奏朝廷称文翰已同意“嗣后不再议入城之事”时，大感欣慰的道光皇帝赏封徐广缙子爵世袭，叶名琛男爵世袭，并嘉奖广州民众的忠君爱国之忱。巴麦尊对中国的愤怒难以言表，他训令文翰向北京送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醒中国的大员记住“前任的官员在1839年所犯的错误”，并警告说：“迄今为止，英国政府所表现出的忍耐并非出于软弱感，而是出于自信强大实力的意识。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朝廷轻蔑地处置这个警告，称这样一份桀骜无礼的信不配答覆，以免把这些蛮夷宠惯得更加目空一切。文翰随后在1849年8月24日亲自送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照会，他在其中概述了与“广州入城问题”相关的事件的全部过程，而且警告说：“两国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将落在中国政府方面。”

1850年，固执的道光皇帝驾崩，20岁的儿子咸丰皇帝继位，执行了一项更加不妥协的对外政策。一些主张抚夷的人如穆彰阿和耆英等被撤职、贬降或由一些鼓吹排夷的官员取代。一位仇洋的官员建议皇帝应将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召回京师供职，以示对英国人的警告：“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但林则徐自1849年夏天起身体一直很糟，次年11月22日在赴广西出任巡抚兼钦差大臣新职的途中去世。当1852年徐广缙被另遣去镇压太平军时，更反洋、更顽固、更傲慢的叶名琛接任了徐广缙的职位。叶名琛公开地藐视外夷，拒不答复他们的信函或与他们会晤，并称天朝大吏不应自贬身价接见外夷，而应回避他们以维护国家尊严。法国公使始终无法获得接见达十五个月之久。

然而，中国之态度趋于强硬并未引起英国人的反应，新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一种温和的姿态，而文翰因获准休假由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接任一事更加强了英国的温和倾向。身材高大的包令是一位博学之士，而且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曾任《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ister Review)的主编，做过边沁(Jeremy Bentham)的私人秘书，也是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日后的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Lord Clarendon])的挚友。包令发觉自己财政境况拮据，于是申请出任驻广州领事一职。他在1849年获得了任命，并随后对他在广州所见到的中华文明着了迷。当他在1852年接替文翰出任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时，他受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告诫不要与中国当局展开令人恼火的谈判，并且在事先得到国内同意之前也不要使用武力。在他要求与叶名琛会晤的请求一如所料地碰了硬钉子之后，伦敦训令他“不要提任何准许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之类的问题，就是你本人也不必企图进入该城。”.

列强对修约的强烈要求

除了“广州入城问题”以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也使中西关系趋于紧张：外国人始终想将贸易从五个口岸扩展到全中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以绕开顽固的广州当局，以及由于战后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产生的降低关税要求。这些问题汇合到一起，在外国人中间引发了一种要求修约的强烈冲动。根据1844年的中美和中法条约，应在十二年后即1856年进行修约。尽管1842年的《南京条约》没有关于修约的条款，但英国人声称最惠国待遇使他们同样有权利在十二年后即1854年进行修约。基于共同的利益，美国和法国的公使支持英国的要求。1854年，三国公使建议讨论修约问题;叶名琛断然拒绝，称全无必要。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广州说动叶名琛，也没能在上海开始谈判，遂于1854年10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复。在大沽，他们没有获得直隶总督的接见(该员受朝廷之命不得亲自接见夷人)，只得到了一个次等官员长芦盐政崇纶的接待。两位公使提出修订税率、在北京设使节、开放天津、获得在内地购置地产之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废除内地厘金等要求;朝廷斥责这些要求毫无道理，责令公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朝廷告知可允许作一些合理的小变动，但重大条款不予考虑，以免万年和约(《南京条约》)失去其意义。然而，在广州的叶名琛顽固地拒绝谈判，即使细小变通也不容许，坚称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进一尺。美国特使伯驾(Peter Parker)不愿退让，于是独自试图前往北京。在上海，中国人阻止了他继续北上的努力。在这种状况下，外国、尤其是英国逐渐不耐烦了，即使是那位生性平和的包令也被迫向伦敦报称，需要用战舰来扩展和改善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事件经过

触发英国发泄其愤怒的是1856年的“亚罗号”(Arrow)事件。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埔。“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装备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是香港华人方亚明。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的沿海海盗，该船已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记。10月8日早晨8时到8时半之间，当“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停靠在广州城外时，4名中国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个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拘拿了12名华人船员，混乱中英国国旗被扯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包令的指示，于10月12日强烈抗议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并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他要求以后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在48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出具一份书面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桩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且为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叶名琛当时并不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的登记业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巴夏礼认为叶名琛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师船作为赔偿要挟。在相持良久之后，叶名琛于22日放回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 并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事件后续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此后，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 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英属印度加尔各答，一年后死于当地。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于当年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参见第5页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图和第1538页沙俄侵占中国西北领土图)。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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