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1905年在中国东北开始殖民，到1945年战败投降，伴随着军事侵略的，中日之间还有一场货币战争，这是金融战的“冷兵器时代”。几十年间，日本“金融战”的算盘常常落空，最终导致了日本对中国，从暗偷，一步步变成了明火执仗地抢。
从“挤兑团”到关东军
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一开始靠的是两家“国策公司”：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横滨正金银行。
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英国给日本出钱、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一场战争。
日本和英国金融上的密切合作，始于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2亿两白银赔款，不是中国直接运到日本的，而是中国运到伦敦，换来英镑，再把英镑划转到日本在伦敦的银行账户上。
由于当时是金本位，得到英镑就相当于得到了黄金，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得到了字面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得以加入金本位俱乐部，并成了英国的“远东看门狗”。
日本靠英国的借款，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在美国的“调停”下，得到了旅顺和大连，建立了“关东州”殖民地，设立了“关东都督府”。
沙俄军队没有赔款就走了，但他们留下了中东铁路长春以南的部分，还有抚顺煤矿。
靠着这些战利品，日本设立了满铁，把公司总部从东京搬到了大连。由于日俄战争前，美国的铁路大王哈里曼大力承购日本的战争国债，也想掺和进去，已经和日本首相签了备忘录了，结果日本又反悔了，日本对东北经济的垄断意图开始暴露。此后满铁的营运资本中，一半从日本财政里出，一半是天皇和王公大臣众筹的。
哈里曼。来源/网络
满铁垄断了战略资源，而垄断金融要靠横滨正金银行。正金银行本是财阀企业，后被日本赋予“第二央行”的地位，专门负责外汇和海外经营。
横滨正金银行垄断东北金融的对手主要来自中国国内的金融力量：“正规军”在沈阳（奉天），“游击队”在营口。
1908年，东北的大豆开始出口欧洲，豆饼是优质饲料，从此东北大豆畅销海外。当时东北的人口还不到全国的1/12，但是出口占全国的1/3，进口占1/4，是全国唯一存在贸易顺差的地区，出口的对象大多不是日、俄，2/3的出口面向欧洲，可以赚各种硬通货外汇。
坐镇海城牛庄的横滨正金银行，看着大豆贸易这块肥肉，眼馋不已，但干瞪眼下不去嘴。大豆贸易已经形成了精巧复杂的产业链——营口是终端口岸，辽河水运是中轴，大城市铁岭是枢纽，对满铁构成了强劲的竞争。
在营口，还存在着一种叫过炉银的民间货币制度。清末由于贵金属货币稀缺，商人集合起来，开设“银炉”来改铸银两，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过炉银这种信用货币。过炉银只存在于账面上，没有实体，银炉的账目也是个黑箱。
这种民间货币，一年才清算四次，但是效率奇高，虽然不透明，但是公信力极强。在日本人看来，这纯属黑科技。
经常能看到，两百多个各家银炉的人，聚集在屋檐下，嘀嘀咕咕摆弄手指头，交换花里胡哨的票据。满铁调研员在暗中观察了好久，还是看不懂。
“奸商，绝对是一群奸商。”这是日本人的判断，他们认为，必须对银炉予以取缔，代之以自己的奸商。
营口军政长官兴仓喜平（总喜欢平仓，这个名字搞金融不吉利）亲自干预。先是要求各家银炉公布账目。但是银炉掌柜们打死不让查，他们通过三井物产告诉兴仓喜平，查了商业一定崩溃，大家一起死，日方只好作罢。
后来日本人又想开设自己的银炉，扶持了一个叫深水十八的横滨正金银行小职员，让他筹备建立正隆银行。
资本上，名为中日合资，一家一半，结果逼着中国商人出资后，日本人的钱始终没有到位。深水十八本来想着正隆银行既可以享受日资待遇，又可以避免银行监管，但开业后发现营口的水太深了，就以回国集资为名跑路了。正隆银行被日本安田财阀接盘，搬到大连去了，各家银炉还好好地活着。
后来，日方逼迫银炉以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计价，他们认为，这样日后自己的钞票就能成为主流货币了。横滨正金银行在内部报告里写道：这种变化“令我窃喜”。
但日本人没来得及偷笑太久。清廷为了财政，让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了奉天官银号，铸造了自己的银元，并发行以这些银元为基础的纸币——奉票。日本人迎来了更强劲的金融正规军。
早在1905年，日方就想骗清政府，撺掇双方成立“合资银行”。赵尔巽虽然老，但并不傻，这是一个把张作霖调理得服服帖帖的封疆大吏。
赵尔巽对日方说：不了不了，我这破衙门一没人才，二没资金，三没权限，高攀不起。
结果没过多久，日本人发现赵尔巽手里人才、资金、政策啥都有了，清政府独资的奉天官银号开张了。
之前日俄战争时，日本发行了大量军票，临时用于收购物资。战后横滨正金银行想要用自己的钞票来兑换中国老百姓手里的军票，这样正金银行的钞票就可以成为东北的主流货币了。
但奉天官银号的出现把一切计划都打乱了。奉票大受欢迎，正金银行钞票受到排挤，只能在满铁沿线和旅顺大连附近流通。
1930年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壹元钞票。来源/网络
即使是日本人，都不爱用正金银行的钞票，因为客户在不同的支行兑现还要额外付手续费。
自己不好，别人也别想好。日本抓住奉票背后白银准备不足的弱点，想要买来官银号的银元熔掉运到外地，造成奉票的准备金短缺。但是日本人舍不得下本钱，定价太低，根本没人卖给他们。
后来日本又组织了“日侨挤兑团”，拿着奉票去官银号兑换白银，以造成奉票的挤兑危机。
挤兑团分为软磨和硬泡两种。
日本侨民中的“良民”负责软磨，不分昼夜，在奉天官银号的柜台上躺着，不给兑银元就不走（横卧柜台，日夜不休）。有的还操着蹩脚的东北话，冒充中国银行派来提款的人。
日本浪人负责硬泡，砸官银号窗户，满院追打官银号职员。
挤兑之下，1916年，袁世凯宣布停止白银兑换，奉票成了不兑换的信用纸币。但邪门的是，奉票一直保持着东北主流货币的地位，正金银行的钞票虽然可以兑换白银，但是使用仍然受限。
日方金融战失利，固然和“敌人太强”有关，内部互相拆台也是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命令满铁协助正金银行建立自己的银本位货币。但是满铁完全不配合，日本是金本位国家，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满铁从日本国内买的铁轨和车厢，都是用金本位的日元计价的，在东北收的运输费却是各种银票。那个年代，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一直在下降，这让满铁的支出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少，损失很大。
为此，时任大藏相的日本重要政客高桥是清，亲自来到大连调解各方，劝满铁按照既定方针办事。他列出了种种理由，但核心的原因是，日本的黄金储备根本不足以支撑在东北发行金本位货币。
后来，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不断增发奉票，奉票的信用有所降低，1931年之前，奉票始终是东北的主流货币。
日本人不仅没有占领金融上层建筑，其满铁基础设施也面临挑战。张作霖修建葫芦岛港和锦州港，围绕着满铁兴修东西两线铁路，对满铁形成合围竞争势头。
1928年，日本关东军暗杀张作霖，选择的地点很有象征意味：安放炸药包的地方，是欧美势力的京奉铁路和南满洲铁路的交汇点。
直到1931年，关东军几个愣头青参谋“以下克上”，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后得到了日本国内承认，筹建了伪满洲国。这才依靠抢来的5700万个银元，用伪满货币打败了奉票和过炉银。
法币改革的酸葡萄
1935年，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又试图“变华北为东北”。这时南京政府做了一件近代史上的大事——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是废除实行了几百年的银本位，实行不可兑换的信用纸币制度。这个改革看似很现代，但当时纯属无奈之举。
第一，近代中国的外债太多了，白银一直在跌价，还起债来特别难受。所以早在清末，梁启超就和张之洞有过实行“虚金本位”的辩论。
1929年，蒋介石找来美国专家学者成立财政设计委员会，准备隆重推出金本位货币。为了纪念孙中山，新货币的单位是“孙”，1孙=40美分。但是，当时欧美处于大萧条中，各家的金子都藏着捂着，金价暴涨，中国无力负担。这次金本位改革不了了之。
第二，罗斯福新政时期，又出了新的幺蛾子。
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都有规定的含金量，汇率也是固定的，这大大限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所以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对金本位深恶痛绝。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采取浮动汇率之后，凯恩斯笔下的英国社会“喜大普奔”。
罗斯福在签署法案。来源/网络
罗斯福新政最强力的部分，就是农业改革和《白银收购法案》。而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现在有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认为《白银收购法案》是美国七个产银大州、14名联邦参议员小圈子推动的结果。但是须知，七个产银州银矿就业总人数才3000人。实际上，《白银收购法案》最大的推动者是美国农业州。
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国，《白银收购法案》带来的货币增发和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农产品的出口。而且农民还都背有土地贷款，美元贬值让他们的债务负担减轻了。
《白银收购法案》将白银定位发行货币的基础之一，大大增加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但是美国满世界收购白银，造成了银价的大幅上涨，这要了中国工商业的命。
白银成了美元的补充基础，但白银是中国货币唯一的基础。一时间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陷入货币紧缩，经济在连年水灾之后，又受到打击，民国的“黄金十年”来到尾声。
以上两个理由结合起来，南京政府不得不搞法币改革。
蒋介石与宋子文。来源/网络
先得澄清关于法币的一个事实。
国民政府的法币烂掉，是抗战胜利后“劫收”和后续腐败的结果。
法币是不可兑换的信用纸币，国民政府也没有强大的信用，所以法币当然有很多弊端。但是法币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全国通用的纸币，这不利于军阀继续割据，加强了南京政府的集权，为日后组织人力、物力抗战打下了基础。
日本军部预见到，法币改革会对侵略中国构成阻碍，所以对法币恨之入骨，法币改革前后更是阴阳怪气。
法币改革挑起了英、美、日的竞争。1935年，听说中国要搞法币改革，在华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先派来代表。孔祥熙想让英国借给南京政府1000万英镑，作为发行法币的基础，让法币和英镑挂钩。但是英国人舍不得，没有马上同意。
这个风声传到外面，让日本人非常恐慌，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但由于没钱，也只是口头反对而已。
比如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矶谷廉介，也是后来的侵华战犯，假惺惺地唱高调说，法币改革完全是“一些财政家和财阀勾结”“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其实他只是恨南京政府没有和日本的财阀勾结。
矶谷廉介。他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本陆军第十师团师团长。来源/网络
1936年，日本国内的“二二六”政变，让日本进一步倒向军国主义，狗急跳墙的全面侵华通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了。
偷鸡不成蚀把米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在华北想靠朝鲜银行发券充当货币，但是效果很差。市场上这种银行券兑法币的比价是100：71，首战失利。日本“对满事务局长”青木一男反思说：
“有人说只要日本撒钞票，势力就会变大，但这种做法即使在东北都行不通。货币是心理作用很强的东西，必须是能令中国人感到安心的东西。”
日本鬼子开始借伪银行，发行改头换面的货币，在华北的伪币叫联银券。日本人想让老百姓把手头的法币换成联银券。为了利诱，100法币可以换103联银券，但是老百姓不为所动，法币回收率只有6%。
一看利诱不成，改成了威逼，日本人命令过渡期后禁止法币流通。消息传出来，市场上联银券反而跌价40%。联银券的流通，只限于铁路沿线的日军占领区，由于人民对法币的绝对信任，日伪货币只要踏入内地一步就用不了。
折腾了半天，即使占领华北全境，在天津租界的货币市场上，法币还是比联银券高3个点。
这相当于金融市场对战争前途开的盘口。日本在华北搞的伪币是联银券，在南方是汪伪发行的“中储券”。中储券更加狼狈，只能靠下三滥的手段推行。1941年，“中央储备银行”开张。汪伪政权的高官，为了推行伪币，亲自上街“持券购物”，一副以身作则的模样，谁见了都躲着走。
汪伪还组织了500人的“特种青年行动队”。汪精卫虽然和几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谈妥了接受中储券，但商店的营业员都拒收这些伪币。被逼无奈，汉奸政权只好在公交找零里掺杂伪币硬币，这些硬币和法币硬币长得很像，有时候乘客收到后发现不了。但小动作还不止这些。
日本1936年就开始伪造法币，通过青帮，把假币以10:6的兑换率通过钱摊投放出去。占领中国香港后，又掌握了印刷法币的工厂，从此可以生产真·假币了。目的都是为了搞乱物价，争夺物资。
但国民党也不是善茬，戴笠通过美国人，印了大批的日伪货币，通过忠义救国军下面的游击队，从重庆，经江西、福建、浙江，一路倒腾到上海。像日本人用假法币收买叛徒一样，军统也用假日伪货币贿赂汉奸。
直到1942年，日本和美英宣战一段时间后，拿枪逼着老百姓用伪币交税后，中储券才流通起来。
这一时期同样少不了日本内部的拆台。一边是殖民机构“兴亚院”和日本大藏省，在起劲儿地推广伪币，另一边日本军部却在拿军票明抢，搞乱了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大藏省的长官去军部以命相威胁，才得到了初步的妥协。
日军即使啥也不干，军费也由于通货膨胀蹭蹭涨。1942年的军费是15亿日元，1944年涨到了278亿日元。到后来，用伪币已经买不到物资了。这倒不是因为日军讲原则，而是工商业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下去了，总不能从日本国内供应侵略物资吧？
早在战前，日本的贸易结构就是三角贸易，对欧美净进口，对亚洲净出口。但是，日本从中国赚到的多数是日元本币，很少有外汇收入，所以国际收支状况很差。1938年，日本储备的硬通货价值只有5亿日元。
侵略中国后，日元汇率进一步翻车，侵略中国带来的收益都用来补贴战争了，没有带来任何外汇。袭击珍珠港前，美英冻结了日本的海外资金，这反而打碎了日本的枷锁，开始破罐子破摔了。之前日本的贸易是以外汇储备为限度，之后的掠夺只受海运能力限制了。
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活动，只能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1940年，日本占领了中国16%的国土面积，工业生产额占94%，耕地占47%，但是各种伪币发行量只占货币总量的15%。日本在和中国争夺物资，但物资总是往国统区跑，法币往沦陷区流动。
因为经济规律不站在日本一边。
日本人发现，各种物资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国统区。不同地区的物价令日本人崩溃：以1936年的物价作为基数100，1939年天津是物价指数是409，上海是567，东京是160。物价在日本最便宜，重庆物价最高，商人逐利，带着物资往中国跑，往大后方跑。
对日本来说，这简直是“资敌行为”。气得日本外务省写报告大骂，说是“愚蠢的低物价政策”。但这种愚蠢是战略上无法避免的：日本既想将占领区纳入日元货币圈，又想在本国遏制通货膨胀，这从根本上做不到。
1944，赌中日国运的盘口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币又缓过来了，中储券兑法币变成了100:69，在香港更是高达100:33，法币完全把伪币踩在了脚下，预示了日本的战败。
日本军国主义想经济侵略未果，随后开始全面侵华明抢，回顾这段与侵略并行的金融战，也可以给“蛇吞象”的必然失败，增加一个经济的注脚。
参考资料：
燕红忠等，《中日货币战争史》
赖建成，《中国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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