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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紫禁城的西洋传教士,竟是中国最早的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真不少
2022-05-06 09:51:06 来源:浩然文史

科学家的工作场所应当是实验室,这是今天的人们经过数百年的工业文明洗礼后达成的社会共识,这一点在17、18世纪的西方社会也是通行的法则。当时,经过严格挑选的若干西洋科学家,赶赴神秘的东方帝国,在这里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科研项目与基金,他们成了紫禁城内最神秘的客人。在这座世界级殿堂里,他们将演绎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明朝的西洋科学家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借其东风广泛地与世界各地接触。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科学家利玛窦来到中国,开启了近30年的传教生涯,与此同时,他第一次将西方的科技带进了紫禁城。利玛窦在中国不但将150多种西学书籍翻译成中文,其中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内,牵涉到的大量数学概念例如“点、线、几何”等专用名词,都是他们所创造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利玛窦还亲自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坤舆万国全图》在传入日本后对其近代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坤舆万国全图

经过利玛窦成功的铺垫之后,西方人看到了前往中国传播“福音”与科学的曙光,这带动了相当一批传教士中的优秀科学研究者来到北京,希望能够开启一段“开天辟地”的历程。而他们来到北京之后,大多被皇帝收入皇城,在“传教”想法被严厉扼制的同时,却在紫禁城里开辟出一片属于西洋科学家的小天地。

1623年,明政府听闻西洋人邓玉函十分博学聪慧,便通过在华传教士居中联络,邀其入京。邓玉函来到北京之后,不但参与了天文仪器的制作与天文气象的观测工作,还著书立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写出了《大测》、《测天约说》、《黄赤正球》、《八线表》等四部著作,并用中文将西洋人的医学著作《泰西人身说概》翻译出版,但可惜他在北京生活了几个月便抱病去世了。

邓玉函

二、清朝的西洋科学家

如果说利玛窦时代的大明朝还可以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兼容并包”,那么取而代之的大清朝则以威严的态度拒绝了传教士的传教想法,却允许他们在紫禁城里过着“舒服”而又“束缚”的生活。清朝的皇帝们对传教士们也毫不吝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如德国人戴进贤、比利时人南怀仁等,都被授予二品官衔,德国人汤若望甚至被授予二品顶戴加一级,是西洋传教士中官衔最高的一位。要知道在官本位的帝制社会,一个从九品小官做起的低级官员,大部分人穷极一生也只能对二品官“垂涎三尺”。

影视剧中的汤若望和南怀仁

这些生活在北京的西洋科学家,不但被授予了官衔,封地、俸禄也是一样不落,他们还因其独有的科技本领而时常被皇帝召见。古代社会对天象、气候十分关注,尤其是信奉“承命于天”的皇帝,天象、气候的变化预示着他的统治与政权是否稳固,因此“钦天监”就成为古代重要的政府机构。在清朝,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开始指导钦天监的工作,如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下令将钦天监原来的汉人监正一职改由西洋人担任,这就意味着整个大清朝的“天命”掌握在一群西方人手中。

钦天监牌匾

在西洋科学家的指导下,清朝出现了大量与世界接轨的历书,自传教士入驻钦天监,直至清朝灭亡,这200多年的时间里所颁布的历书均以西洋人制定的观测方法为基准。在教士最多的钦天监里,甚至许多观测与历法方面的技术都已经超越西方人,在18世纪初,经过康熙皇帝与南怀仁、洪若翰等诸多教士的努力,大清绘制出了远超法国的天文图。

影视剧中的南怀仁

他们不仅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得到欧洲方面的支持,因此得以制作大量的观测天象的先进仪器,如节气地球仪、浑天仪、天体仪等。作为回报,他们需要为欧洲提供中国的天文气象观测、地图测绘、动植物考察以及中国的国体政情报告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

天文观测仪器

为了更好地观测天文气象,除了原有的钦天监,1745年,宋君荣、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一座气象观测台,观测到的天文气象结果,除了提供给清政府外,还以公开发表的形式在欧洲大陆上传播。

在紫禁城内当差的传教士主要以在钦天监的工作为主,但其他的诸如宫廷医生等职业也都各有一批西洋人担任。这些西洋医生,将最早的西医技术带到了中国,例如在1692年,康熙第九子胤禟突发疾病,耳部感染导致高烧昏迷,宫廷西医利马参与了这场救治活动,并通过西医治疗手术治愈了胤禟的疾病。这使得康熙对西医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在随后的狩猎当中,康熙还令利马等几位西洋医生陪同前往。1715年,意大利人罗怀中同样为八皇子胤禩进行脚部手术,这才避免了其脚部溃烂甚至要截肢的严重后果。

西洋医生

西洋教士在紫禁城内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夜晚,尽管他们得到了大清皇帝的支持并在钦天监与皇城内做着科研工作,使中国君臣见识到西洋科技的高明,但与中国传承千年的农业文明和民族心理相比,这些教士的影响力毕竟是蚍蜉撼大树,无法撼动中国根本之万一,正因为如此,教士们始终没有激发出中国的科学思维,直到1840年以后,中国才在一次又一次炮火中接受了科学的洗礼。

参考文献

杨慧玲:《紫禁城内的西洋科学家》,《紫禁城》2019年第11期。

吴伯娅:《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紫禁城》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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