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针对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下称《意见》），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法学专家，在北大E法论坛主办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与市场化消费振兴”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观点。
▲7月27日，北大E法论坛主办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与市场化消费振兴”研讨会在京召开。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洪鹏
下调保护利率可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意见》提到，为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郑学林在22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对于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从源头上防止“套路贷”“虚假贷”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认为，尽管很多国家在法条上仍然保留有利率管制的条款，但范围有很大限制。最大限制是区分商业借贷和消费借贷，以自然人为借款人的消费借贷，大家认为自然人很多时候不理性，为了生计、为了自己的一些不理性行为可能会过度借贷，可能会掉进高利贷陷阱，所以可能需要对其进行保护。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出于良好目的和愿望而出台的文件，其初衷是通过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降低市场主体的资金使用成本，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洪鹏
高利贷的最大危害是暴力催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缪因知认为，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意味着一定限额如年利率20%、10%甚至更低标准以外的利率，将不受法院支持。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可能是觉得这可以倒逼压缩民间放贷者的“利润空间”，但政策效果可能不会如此简单地发生。
缪因知认为，法律规制的重点应当是债务催讨行为，而非利率。主张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的观点，可能还有一个动机是遏制高利贷产业化甚至涉黑化。
缪因知称，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并不能减少借入方的需求，不能提高借入方的信用，自然也不会拉低利率的市场水平。催讨行为的不规范，也与债务的地下化有关。既然部分利息不能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获得支持，当事人自然就会选择“江湖事，江湖了”。倘若债权人不能对债务人开展无所不用其极的“超限战”，那高企的约定利率也不会导致债务人“家破人亡”或冲击社会秩序。”缪因知表示，债务人还能反过来与债权人达成债务的重整与和解。此外，个人破产制度也需要加快推进，促进企业家和其他人的更新自救。
彭冰则认为，所谓高利贷的最大危害是暴力催债行为，你不还，司法不保护我。如果能把催债行为管制住，只要你敢非法拘禁我们就把你抓起来，就不会存在问题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洪鹏
中小企业融资可能会更难
缪因知表示，由于经营能力偏弱、账簿规范性较差等不足，很多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用指标不会很高，其实很难从正式的金融机构（如银行）、金融市场（如证券发行市场）获得资金的。这是广大民间借贷市场存在，利率又高于银行贷款的基本原因。
缪因知认为，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司法保障，自然是有益的。例如，法官可以更清晰地厘定借贷双方的实际权利义务，把名目繁多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租金、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和其他费用均重新定性为利息，予以折合计算。当借出方把利息先行从本金扣除后再支付给借入方（“砍头息”）时，法官也可以对借款本息予以重新计算。
缪因知称，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不只是司法机构一家的任务。事前要拓宽资金供应，特别是源于经营较规范的正式金融机构的支持。要防止低效的国有企业过度占用金融资源，挤压民营企业。事后则可以从规范债务催讨行为予以着力。
薛军则强调，司法体制所保护的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如果大幅度降低，那么大量迫切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可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融资环境，以及事实上更高的借款成本。
上游新闻记者 李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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