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追捕》海报。

退休近两年了，62岁的何影彬梦里的场景依然没离开电影：小时候躲在影院厕所里，一到银幕亮起就钻出来蹭电影看，银幕上轮番上映过《铁道游击队》、《刘三姐》……也是那时，10岁的刘卫国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机。这台还不如iPad大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给刘卫国的记忆中注入过当年的大片《望乡》，“还要凭票才能看！”

40年仿佛须臾之间，何影彬在接待过王馥荔、冯小刚、葛优等大腕儿后光荣退休；刘卫国家里的电视机已经多到可以一人看一台。《战狼2》、《我的前半生》们早已把《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霍元甲》、《渴望》变成了久远的记忆和情怀。这一切的原动力，都来自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

电影

挑起扁担去送电影拷贝

何影彬的父亲就是当时电影公司的老员工，“因为父亲的原因，我还当娃儿的时候就不愁看电影了。”

何影彬是1980年“顶父亲的班”进入江北区电影公司工作的。那时，他已经干了差不多两年送电影的活儿了，当时木洞电影院放映的大多数片子，都是他挑起扁担送过去的，“从洪崖洞那个位置的嘉陵江边坐船到木洞，我送了整整一年。”

《追捕》给人心里开了一扇窗

何影彬至今清楚记得，在自己担着挑挑送电影拷贝的前后，大银幕上已经开始了正常电影的放映。

那个年代，国人电影记忆中最大的震撼来自孤独沉默的杜丘和《追捕》。但每每和晚辈聊到这个时，何影彬都不忘补上大背景。“当时根本没有进口大片这一说。有外国电影，都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文化交流来的，美国、日本、法国、当时的西德片都有。”包括《沉默的人》（法国）、《人证》（日本）、《幸福的黄手帕》、《追捕》、《望乡》（日本，1978年中国上映）。

其中有两部日本片子值得一提。50后、60年们到今天都还能哼上两句的《草帽歌》就来自电影《人证》。而1978年的《追捕》更是影响了两代人。何影彬已经记不清自己当年是在和平还是国泰电影院看的《追捕》了，他用“在心里打开了一扇窗”形容看完后的那种震惊。“杜丘自证清白的方式，红颜知己真由美甚至动用飞机来支持他，这种情节设计，当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改革开放的浪潮拍击到电影领域的澎湃感，一组数据可以证明，“1980年代初，最高峰时一个月电影院能看到的电影有六七十部。即便是低潮期，也几乎是一天上映一部新片。”

1985年重庆有了首个明星见面会

在重庆的电影发行圈，1982年有一件大事：作为重工业城市，从主城到区县大大小小厂矿能放电影的工人俱乐部都向普通市民开放了。别小看这种开放，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尽量满足大家文化需要，让大家都能看到电影是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并且观影人次是肯定高于现在的。”

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日出》。“这应该是我们重庆的第一场电影明星见面会。”后来就是凭借在《日出》中出演女配角斩获了金鸡奖、百花奖的王馥荔在何影彬和同事的接待下，来了重庆。“当时完全没有明星见面会的概念，她和剧组就在我们公司开了个座谈会，然后到影院和观众见了一面。没有卖专场票，更没人排队来抢。”

后来，姜文、张艺谋、瞿颖（《有话好好说》），葛优、冯小刚、张国立、范冰冰（《手机》）来重庆，都是何影彬一手接待。

《亡命天涯》在当年就是赌博

上世纪90年代有两部大片堪称里程碑。1994年11月开始在中国大陆上映的《亡命天涯》算是开启新时代的先行者，但“当年就是一场赌博。”

所谓分账片就是电影版权所有者不卖断发行权，而是委托中介机构代理发行，并事先商定比例，按影片的票房收入分成，以使制片方、发行机构和放映单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为了引进《亡命天涯》，重庆电影公司老总专门去北京中影公司开了会。“全国各地电影公司老总需要现场拍板签协议。重庆签的协议是100万。”何影彬说，这意味着在完全没看到片子的情况下，承诺无论如何要支付给对方100万，超出100万的票房收入再按比例分成。受此影响，《亡命天涯》一上映的票价就高达25元。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1994年重庆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才355元，但这完全不影响《亡命天涯》一炮而红。

“什么叫商业大片？10分钟内三个小高潮，紧接着一个大高潮，从头到尾把你拴在电影院。很多区县工矿俱乐部一样签票房保底协议，三五万一场不等，但一签就是10场。”何影彬印象中，《亡命天涯》最终在重庆卷走200多万元票房，这是重庆市场上第一部票房破百万的电影。

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大陆上映时，重庆的宣传策划就由何影彬负责了。《泰坦尼克号》重庆票房收入过千万，这也是重庆市场上首部票房破千万的片子。

电视

看电视都要凭票的年代

生于1967年的刘卫国现在在北碚电视台负责纪录片拍摄、制作。

儿时的刘卫国从大人们口中得知，能看9英寸的黑白电视还是当时自家附近工程队的福利，只有队里的干部、家属才能看。“他们看也要凭票。”透过这台小黑白电视，他看到了中国引进的首部大型科幻剧《大西洋底来的人》。

13岁时，刘卫国进入国营北碚川剧团成了一名学员。“还是在这台黑白电视机上看到了《望乡》。”除了电影情节，他至今难忘的是人堆里凉面、抽烟、汗臭的味道。

刘卫国家里迎来第一台电视是1983年，哥哥买了一台沙坪坝生产的金鹊牌黑白电视机，“1983版《射雕英雄传》，后来都没演完的《加里森敢死队》、《霍元甲》，都是那个时候看的。”

从《渴望》开始讨论人性

就在国人追“杜丘”时，另一部热剧为日后中国女排称霸世界奠定了极其强大的群众基础：那就是来自日本的《排球女将》。当年不少女生都模仿过小鹿纯子。但刘卫国这样的男孩们显然更热衷于讨论《大西洋底来的人》是怎么拍出来的。另外，《西游记》里的上天入地、翻跟斗怎么拍的也热议一时。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国人电视剧的迭代升级，讨论也随之升级了。转变大致是从1990年的《渴望》开始的，此时距离改革开放起始已经过去了10余年。“我印象中，大家除了看股市，就是开始思考人性了。比如好人、坏人之间是不是绝对对立的。”

改革开放40年来，刘卫国家里的电视也多次升级。“1980年代末，普遍还是黑白电视的时候，我们通过加色片的方式自己‘升级’成彩电。”刘卫国说，色片就是有着三种颜色的渐变塑料片，盖在黑白电视机荧屏上就能变成彩色，后来发现亮度太低才放弃了。“1999年，我们家孩子出世，为了来带孩子的老人方便，家里有了三个电视……”再后来，10年前，网络的冲击彻底改变了家里对电视的依赖。不过像《西游记》、《还珠格格》、《甄嬛传》等经典电视剧，还是引发了热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留在电视机荧屏上最深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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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旧剧值多少

中国人真正爱上电视剧，大多数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香港剧集。其中，日本电视剧多以各类励志人物、奋发图强为题材，例如以八佰伴创始人为题材的《阿信》、讲述不断进取的体育精神的《排球女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地区的电视剧大部分以“武打”为主，不管是《霍元甲》体现的坚毅的“尚武精神”，为守护民族气节不断接受挑战；83版《射雕英雄传》体现豪迈的英雄气概，塑造为国为民、悲天悯人的侠之大者……电视剧彷佛成为当年的生活教科书，人们唱粤语歌、梳中分、装扮成许文强，甚至模仿剧中的武打招式，影视剧迅速成为国民追捧的最热门活动。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裘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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