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157.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图为2019年12月8日，2020年北京公务员考试举行。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消息，放在几年前本科毕业时，到乡镇当公务员，不是武汉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刘华君的求职选项。
同学中报考公务员的不多，家乡公务员考试的主要竞争对手多是“二本”毕业生，“难免有心理落差”。
2020年，刘华君已从某海外名校研究生毕业，一番求职之后，报考了四川家乡的“乡镇公务员”。到了8月中旬面试那天，她发现，面试环节所有人，都来自“双一流”高校。
和刘华君抱有同样“进体制”想法的名校毕业生正在逐年增多。2020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招聘了一批清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到街道工作，2019年深圳多所中学公布的招聘名单也几乎是清一色“清北”毕业生。
这两条新闻，都曾引发诸如“人才浪费”“大材小用”的大讨论。但这在“清北”生中早不鲜见，在急剧变化的就业环境中，体制对年轻人伸出的橄榄枝，重新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包括过去“不被考虑”的乡镇公务员岗位。
逐年增长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可见一斑。2020年11月上旬，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本次“国考”有157.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较去年增加14万人，报录比达61∶1。“国考”招考公告上有一处明显的变化：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主要招录高校应届毕业生。
选调生是应届生进入基层党政机关的另一渠道。这一存在多年的制度，近年规模扩大，在一些省份，县乡选调生比例占到每年公务员招录计划的10%左右。同时，一些地方将定向选调范围划定到几所名校。
两条渠道均受毕业生青睐，从中，可以一窥体制内人才选拔的机制变化及背后逻辑。
体制内待遇提高 体制外环境激变
刘华君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志向是什么。本科期间，她去过多家民企实习，常常加班，见识过末位淘汰，也被“到龄裁员”的传说惊吓。
最终报考家乡公务员，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稳定”。在那之前，刘华君拿到了多家知名企业的offer，包括互联网公司、银行和房企，都是民企中较高薪的行业了，但和她打听到的公务员工资相比，收入“高不了多少”。
“以前总以为体制内收入偏低，后来才知道不是那样。”刘华君发现，尤其在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的收入甚至比当地的民企、外企要高。
从平均数看，体制内的收入水平已将体制外甩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上年增长9.8%，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长8.1%。
大规模招聘“清北生”的深圳中小学教师岗位，招聘时一度打出“有钱有闲有尊严”的口号，有的学校，硕士生入职可拿到28万元年薪。而深圳教师的“高收入”也得益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提高，深圳一所中学的校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深圳教师和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相当。
杭州余杭区面向“清北”引才时开出的待遇更优厚。当地先以事业编制解决身份问题，硕士生参照正科级薪酬水平享受绩效工资福利待遇，博士则参照副处级。被引进的“清北生”如不以事业编进入，还可以成为年薪制的政府雇员，博士学历的中级雇员约38万元、硕士约35万元，此外还有数万元的各项补贴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柳云南2018年被引进到余杭区的东湖街道。柳云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工作充实而幸福，收入符合预期，相比去律所或大企业打拼的大学同学，柳云南觉得，自己工作稳定，晋升渠道畅通，余杭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非常好，他会推荐学弟学妹到余杭工作。
一方面是体制内待遇有了不小的提高，另一方面，体制外对名校生的吸引力也在降低，经济形势变化莫测，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北京大学2018届硕士生刘维考进了一家央企，在他看来，到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现在赶不上趟了”，他求职时，“很少再有工作三五年就财富自由这样性感的财富故事，相反，一些大型企业35岁之后被裁员的传说，越来越吓唬到大家。”
2020年的疫情来袭，则让他们愈发珍惜手中这份有安全感的工作。
刘维说，通常，同学们各类工作岗位都试一试，最后把拿到手的offer（录取通知）“挑一挑、捡一捡、颠一颠”，筐里最后剩下的，还是体制内offer。他的同班同学中，去央企的最多，其次是公务员。
超过四分之三北大毕业生进体制
不低的收入、稳定、有保障、可预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刘华君和刘维的选择越来越普遍。
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校本部共有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49.79%，去国有企业的占27.14%。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三的北大毕业生进入体制。
其中，到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从2015年的10.72%提高到2019年的17.08%，而到民企就业的人数约为2015年的一半。
2019年，招收北大毕业生最多的前20家单位中，有8家为省级党委组织部，其中福建省委组织部招收了55名，四川招收了41名，去广东的有26名。一些央企也名列前茅，而前20家单位中仅有华为、腾讯两家民营企业。
这样的数据在名校中具有代表性。
在某“双一流”高校担任辅导员的李斌回忆，五年前，学校里的氛围是“创新创业”，考公务员的更多是成绩不太突出的学生，往往报考家乡的岗位。
李斌说，那时也有一些不太发达的省份到学校招选调生，报名人数常常很少，为了避免尴尬，他还要鼓励一些学生干部报名，“就算不想考，也去凑个数”。现在形势反过来了，学生会主动关注选调信息，成绩优秀的学生踊跃报考发达地区公务员。
对一些年轻人而言，“进体制”是父母拿的主意。刘华君求职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母，反复强调工作稳定、有保障的重要性。
和柳云南一样2018年被招录到余杭区的北大哲学硕士朱思婧，被媒体问及职业选择时说：“父母觉得在杭州的政府部门工作氛围很好，生活环境很舒适，发展潜力也很大，希望我能发挥作用和价值。”
学校整体求职氛围的影响也不小。刘维考公务员，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同学都去考了”，“那种心理就是大家都去做什么，我也要跟着做什么”。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明确的理想职业或特别想做的工作，找工作时就会更多考虑性价比和身边人的看法。”刘维会考虑一份工作有没有户口、工资多少，也会和同学比较。他系统地思考了这个职业趋势的原因，认为对名校毕业生来说，进体制相对更容易，而体制内的同学多了以后，从众心理又推动更多人选择进体制。
与此同时，不少用人单位的感受是，招名校生变容易了。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一名干部透露，该区在2017年才招到第一名北大应届毕业生当中小学老师。到了2020年，则招到了48名北大毕业生和28名清华毕业生。
杭州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招聘时感觉到，之前很多（名校）毕业生只看重省级单位、大国企、优质民企，很少关注到地市，更别说区县。2017年，余杭区开始主动前往清华、北大等校做推介，“反响超乎预料，报名人数也很多”。
清北毕业生到深圳中小学任教、到杭州街道任职等新闻的广泛传播，强化了一些在校生进体制的决心。一名北大在读研究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信息其实开拓了他的求职眼界，“那么多师兄师姐都去那里，肯定是不错的选择”。
选调生扩招 专项计划“抢人”
应届生进入体制的另一通道是选调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定向选调和人才引进计划出炉，资源也开始向名校生倾斜，成为各地争抢人才的手段。
这项1980年代就已诞生的机制，逐步与各级公务员考试形成体制内人才选拔的两条通道。2020年5月，四川省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人才支撑的若干举措》，提出每年拿出10%左右公务员招录计划，用于县乡选调生招录。
2019年北大就业报告显示，共有429人签约了29个省份市的定向选调生和人才专项引进项目。近几年来，北大选调生总数已近两千人。自2010年启动定向选调，北大已和31个省份建立合作关系，2020届签约选调的毕业生人数创下新高。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的选调生规模不及北大，但也在迅速增长。2019年，269名清华毕业生通过定向选调的渠道到基层公共部门就业，这项数据在2015年时为一百五十余名。
1980年代初，国家重启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工作，选调生制度自那时起承担了为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的职责。选调生主要从应届生中的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中选拔。
中组部在2018年5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要求适当扩大选调生规模。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把做好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这之后，各地层层发文落实。
这些文件出台的一个背景是，多地都出现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被视作“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
通过选调，毕业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能成为公务员，还会得到“重点培养”。各地选调生工作主要分为定向选调生和常规选调生两个部分，其中常规选调生招录主要面向全国二本以上院校，而定向选调主要是根据各地各单位引进高层次、紧缺型人才的需求计划，面向部分国内重点高校。
近年来，多地扩大定向选调规模。四川省在2014年首次面向全国22所知名高校选调急需紧缺专业应届优秀毕业生，录用到岗228人，2021年的选调招录计划增长到3062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地方将定向选调的竞争范围划定到几所名校，成为“校内竞争”，不少省份针对清华北大两所高校单独设岗、单独排名。还有一些省份“照顾”省内知名高校，如河南省在2021年的定向选调中，每个地市的招录名额中都会固定分配给河南大学部分名额。
同样是选调生，定向选调的名校生起点更高。
2018年，湖北招录1600名选调生到市州直单位和乡镇工作锻炼，其中面向“双一流”高校定向选调的200人，由各市州党委组织部分配到市直单位工作；而面向国内普通高校的选调生，则由各市州组织部分配到乡镇工作。
成都市委组织部要求，区县应合理调配本区域内的科级非领导职务空缺职数，为新录用的硕士、博士等高学历选调生任职定级预留充足的职数，还要求对达到《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最低任职年限且表现优秀的选调生，要及时提任上一级领导职务，个别特别优秀的，可按程序审批后破格提拔。
为吸引名校生，一些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陕西省在2020年面向北京大学招录选调生的公告中写道，被分配到县或乡镇工作的，硕士和本科生可获每年3万元的生活补贴，博士则有5万元。
还有一些地方，拿出了公务员考试和选调之外的第三招——“人才引进”计划，如杭州余杭区面向清华、北大毕业生开展的就是“招聘党政机关储备人才”。这些毕业生只需经过“现场面试考核”，被录用后先以事业编制解决身份，聘期内表现优秀的可聘为所在单位中层正、副职，之后再择优逐级提拔，提拔为党政机关处级领导干部后，再进行公务员登记。
一些发达地区靠“高薪”，一些不太富裕的地方则靠“给级别”参与竞争。杭州余杭区在2018年引进的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赵亮亮最终没有入职，他选择去了湖北谷城县，从学生一变成为副县长，分管科技等方面工作。
和谷城政策类似的地方不少，四川达州市2016年启动了面向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引进博士研究生的专项引才工作，2017年7月，11名从这三所高校毕业的博士被引进到达州，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
打破提拔干部的固有思维
高校也在鼓励更多学生进体制。北京大学在2019年启动号召毕业生深入基层的“薪火计划”，聘请了105名“选调生校友导师”返校举办报告会，“以切身的经验和鲜活的经历影响和激励在校学生”。
前述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高校越来越重视中小学的就业渠道，该局2019年到北大做招聘宣讲时，场地早已被预订完，北大就业部门专门帮他们协调了一个平时不用于宣讲的礼堂。
不会有用人单位会认为自己的岗位配不上“清北生”。招收一大批“清北生”的余杭区受到关注后，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对外解释，他们到街道工作并非大材小用，很多工作专业性强，亟需更多青年才俊在服务管理上做好专业支撑，“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北京大学毕业生王妍参加一些招聘后发现，一些用人单位只录取清北毕业生，更看重的是象征意义，他们把招收“清北生”作为招聘政绩，以体现自身工作岗位的吸引力。
王妍最后去了深圳一所中学任教。面试时，她认为同场一些师范生竞争对手比她表现要好，却被淘汰了，另一所深圳的中学甚至没有面试她，问了高考分数就直接给了offer。
在浙江基层组织部门工作的张通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相比公考招录的公务员，名校选调生年轻、学历高，但缺乏实践经验，不过他们也会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当地会定期组织选调生的轮岗和培训。
张通所在的县市，今年招录了六十多名公务员，其中近十人是面向35个“双一流”高校和12个浙江省内高校选调的“专业人才”。招录越来越多选调生后，当地建立了“90后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库，将他们纳入后备干部管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提拔干部时论资排辈的固有思维。
张通介绍，当地前些年上报选调生招录计划时，主要根据专业化要求高的岗位缺口，比如经济金融、城市规划等，近年选调规模扩大，各类岗位都可以招聘，不少选调职位提供给“综合文字”工作，定向选调的岗位也扩大了专业限制。
除了能优化干部结构、提高干部整体素质外，张通表示，“这么多高材生愿意来，还是可以体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
“给的钱多，还不挑不拣，为什么不去呢？”刘维和王妍同样注意到，有些地方针对“清北生”的引才门槛低，甚至可以免试通过，“如果去民企，还不一定有这个身价”。
入职央企后，刘维和单位人力曾有过交流，“她说，招这么多清华北大毕业生进来，其实没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培养计划，但领导还是喜欢”。
不过，体制的稳定能给年轻人安全感，但一旦遭遇一些不确定，便会迅速引发不安。多名深圳市南山区2020年秋招录取的中小学教师反映，他们从7月报到和培训，但直到10月中旬还未正式入职入编，工资也未发。一位北大毕业生，在校内论坛发帖讲述了此事。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华君、刘维、李斌、王妍、张通为化名）
原标题：名校生挺进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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