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消息，阿依夏目睹了约5000名产妇在医院分娩，也看见了阿富汗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
8月15日，经历了30余年战乱的阿富汗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塔利班军队攻占了首都喀布尔，原国旗在总统府缓缓降下，全世界屏息凝神，等待这片土地的新命运。远在中国北京的阿依夏·那万看到新闻，再次想起了霍斯特——一座位于阿富汗东南部、邻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偏远小城。
供职于北京某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阿依夏·那万作为公益组织“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于2016年、2017年两次远赴阿富汗霍斯特的一家妇产医院，为当地妇女提供免费的医疗援助。
150多个日夜里，阿依夏在一个“路上见不到女人”的地方救助女人，目睹了约5000名产妇在医院分娩，也看见了阿富汗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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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霍斯特的路途比阿依夏想象的更加周折，一共中转了三次。她先从北京乘机前往香港，再转机至迪拜，然后飞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最后，乘坐一架小型载客飞机，降落在霍斯特机场——一小片荒地上。
前一任医生和阿依夏在机场紧急会面，在两个小时内将所有工作交接给她，便匆匆离开。抱着厚厚的笔记和病历，阿依夏既紧张又兴奋，乘坐“无国界医生”的越野车从机场赶往妇产医院。
这是她早就期盼的时刻。阿依夏是哈萨克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时期就听说过“无国界医生”，一直期待能成为其中一员，到发生天灾、战争、疫病的地区提供医疗援助。阿依夏在北京某三甲医院麻醉科已有三年的工作经验，正是霍斯特妇产医院急需的人才。得到去阿富汗的机会后，她没有告诉父母，用调休和年假凑出近两个月假期，便动身前往。
坐在汽车里，她忍不住贴着窗户张望，打量起这个陌生的地方，尽管她早已在安全培训中被告知“东张西望是危险的”。阿富汗在近40年间经历了6次政权更替，而霍斯特则是阿富汗最不稳定的边境地区之一，历尽战争的洗刷，它向阿依夏展现出一幅颓败的图景。
偏僻、荒凉、贫穷，这是阿依夏对霍斯特的第一印象。据她形容，如果首都喀布尔是“停滞在上世纪80年代的繁华都市”，那么霍斯特就是“从未拥有过繁华的上世纪乡镇”。这里的基调是灰蒙蒙的，一切都如此“滞后”，建筑多为平房或复式楼，最高也不过五六层。市中心的街道上见不到多彩的衣饰，唯一的商业痕迹是路边兜售小吃的摊贩。
“路上没有一个女人。”阿依夏发现，与喀布尔相比，霍斯特的女性好像被消除了，街上只能见到消瘦、黝黑的当地男性，身着长袍，围着围巾，满脸严肃。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目睹这样的街景，她心底还是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不安。
第一个夜晚，阿依夏入住医院的营地后刚躺下不久，不远的地方就传来了“嗖、嗖、砰”的声音，“是枪声！”阿依夏在惊恐中再次意识到，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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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濒死的心跳吗？在霍斯特，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那是一种非常遥远的声音，‘怦、怦、怦’，很微弱、很微弱。”心跳来自一个休克的母亲，当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意识了，阿依夏摸不到她的脉搏，量不出她的血压。
阿富汗是世界上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阿富汗每10万次分娩中就有638名产妇死亡，而在中国为18名，前者高出后者约34倍。
在霍斯特，阿富汗最不稳定的边境地区之一,孕育新生命是一件如此危险的事情，大多数女性还在以近乎古代的方式生产——在家里由接生婆协助分娩。子痫、难产、大出血……分娩的风险在临盆时爆发。
当分娩发生意外，产妇就医之路又面临着重重阻挠。没有男性亲属陪同、凑不出交通费、家人不希望其身体被看到、夜间出行风险太大……每一个原因都可能造成她们就医时间被拖延，不少产妇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她们的血液似乎流光了，身体苍白泛青。”
无国界医生的妇产科医生卡鲁瓦尔茨（左一）正与病人母亲交谈。病人5天前在家分娩，经历了产后出血，正在霍斯特妇产医院里慢慢康复。（本文图片均由“无国界医生”提供）
不产检是孕产妇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每一个重症病例送到医院，就像开盲盒一样，医生对她一无所知，都来不及确定病因。”
阿依夏不会忘记自己目睹的第一起产妇死亡病例——那是她到霍斯特妇产医院的第二天，被担架抬过来的产妇呈晕厥状，挺着大肚子，浑身是血，舌头肿到了嘴外，身体一侧无法动弹。经过初步诊断，医生认为可能是孕期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她们立刻稳定其血压，尝试进行剖宫产手术，但太迟了，腹中胎儿已窒息，产妇也因脑卒中死去。阿依夏因此自责不已。
妊娠高血压导致脑卒中的病例在中国非常罕见，发生概率不到0.0003，因为有定期产检，包括妊娠高血压在内的各种孕期并发症都能得到较好地控制。而在阿富汗，产检是奢侈的：一方面，女性不允许私自就医，必须在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才能成行；另一方面，霍斯特的大多数人口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产检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过于昂贵。这也是为什么当地孕产妇经常死于本可预防、治疗的疾病。
从北京来到霍斯特，阿依夏•那万要很快适应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去救治病人。
在贫困和习俗的限制之外，部分人群对妇女生命的漠视，让霍斯特的母亲离死亡更近。
有一次，一名产妇刚到医院便去世了。阿依夏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的婆婆站在一旁面不改色，脸上没有露出丝毫悲伤的神情。后来，产妇的妈妈也赶到了医院，她双眼通红地跑进来，抱起自己的女儿放声大哭。那位母亲痛苦的样子，我到现在都没法忘记。”阿依夏听当地医护人员转述，产妇正是因为婆婆迟迟不肯送医，耽误了治疗时间。
分娩这场大劫，这里的女性经历了一遍又一遍——2020年，阿富汗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为4.2个，而在霍斯特妇产医院，生育了5个以上孩子的女人随处可见。医疗条件有限，是顽强的生命力让她们在每一次高风险的分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比利时医生卡鲁瓦尔茨（Dr. Séverine Caluwaerts）曾在6年中9次前往霍斯特妇产医院支援，她永远记得那个生下第11个孩子后被送来医院的女人，“我一看她，以为她已经死了，感觉不到脉搏，血压也不存在。”经过二十分钟的心肺复苏，正当医生们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一个非常轻微的脉搏出现了。
“奇迹般地，她开始好转，出血减慢，然后停止。五天后她回家了。我仍然不敢相信，我从没想过她会成功，但她活了下来——像一个战士，就像我在阿富汗遇到的许多女人一样。”
更多的时候，霍斯特的母亲们没有死去，她们撑了过来，回到了家里，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医生们常常为这样的生命力而震撼，阿依夏说：“前一天晚上她们被送到医院时，裹满泥和血，头发凌乱，不省人事。可是第二天你再去看，她们已经在病房里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脸颊红润，眼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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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霍斯特妇产医院之后不久，阿依夏对于阿富汗的刻板印象逐渐融化，在“荒凉、贫穷、落后”之外，阿富汗的第二张面孔浮现出来。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一脸凶相”的丈夫。当阿依夏带着当地的助手作为翻译，打算告诉家属产妇死亡的消息时，她远远看到等候室里有一位大胡子男人，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的围巾里，眉头深蹙，表情严肃。“我一瞬间觉得非常害怕，害怕这个家属会从围巾里掏出一支枪，把我们都给毙了。”
但是男人没有，听完医生的说明后，他脸上甚至没有任何责怪的神色，只是一个人转过身去慢慢走远，他将近1.9米的个子，高大的肩膀抽搐着，“就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过了一会，他才走回来对两位医生说，他早就观察到妻子怀孕期间的种种异常。“他开始责怪自己不够关注妻子，并没有来责怪我们。”
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阿依夏发现，霍斯特妇产医院的血液存量似乎总是很充足。当地大夫告诉阿依夏，假如血库缺血，只要拿着大喇叭在患者家属等候区呼唤献血者，当地男性很快就会聚集到输血区，伸出他们的手臂。
“医院里的所有血液都是男人捐献的。我想，或许这里的男人们没法改变阿富汗的现状，可是他们会主动献血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拯救身边女性的生命。”她意识到，霍斯特的男性在用另一种方式，庇佑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
回到北京后，阿依夏时常想起阿富汗，但她想起的是营地厨师的微笑，是助产士们认真学习产科知识的模样，是女患者们来复查时一眼认出她，然后奔过来用力拥抱。
有时候她觉得，当地女性身着的蓝色波卡罩袍是对阿富汗人最准确的映照：波卡罩袍看似简陋，甚至有些廉价，可是如果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上面绣着精致繁复的花纹，在这动荡、贫瘠的小城里，对美的热望没有消退。
一名身着蓝色波卡阿富汗妇女带着孩子前往无国界医生的流动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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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特妇产医院统共只有两间手术室，60张病床，规模并不大。阿依夏估计，这里的医疗水平仅相当于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镇医院：手术室里可用于监测生命体征的只有一台老式心电仪，可用于麻醉的药物只有寥寥数种，包括氯胺酮（一种在中国的妇产科早已被淘汰的麻醉药品）。
“但就是这样一个医院，一个简陋又非常精心筹备的免费医院，对于这里连穿衣打扮都要受到限制、出门看病都要受到限制的妇女来说，如同上天的馈赠。”医院创立于2012年，开业那天有15名孕产妇就诊，接着数量飙升至30、50、100，至今每年约有2.5万女性在这里分娩。
无国界医生霍斯特省妇产医院的大门。
在霍斯特妇产医院，妈妈们和新生儿挤满了病房。
为协助更多普通产妇能够就近分娩，免受战乱和恐怖袭击的影响，在阿依夏前往支援的2016年，霍斯特妇产医院开始支援周边的3个医疗中心，并持续扩大范围，到2018年，可协助分娩的医疗中心已经增加至8个。
同时，妇产医院还成了霍斯特目前最大的女性雇主之一，雇用了大约430名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她们成为了接待员、护士、助产士和医生。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
比利时医生卡鲁瓦尔茨是最了解医院情况的国际救援人员之一，她发现当地的女性员工都非常渴望学习新技能并获得任职资格，她在手记中写道：“助产士成为了医生，接待员成为了助产士，清洁工成为了接待员。仅仅一年后，我看到我教过的医生自信地做剖腹产手术，不需要我的帮助。如果你在这儿种下种子，就会开花，偶尔还会长出玫瑰。”
在霍斯特妇产医院，卡鲁瓦尔茨医生（左一）与当地医生一起为病人做超声检查。
医院是一个全女性的空间，几乎所有的医生和工作人员都是女性，也许正因如此，病房变成了难得的开放的空间，卡鲁瓦尔茨观察到，“在这里，女性可以脱掉罩袍，可以露出头发，可以给孩子哺乳。这是因为病房里没有男人，是女人照顾女人。”
自2020年起，受疫情影响，霍斯特妇产医院的国际救援人员减少，主要依靠本地工作人员继续维持。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塔利班重掌政权，美军撤出阿富汗。
“最近动荡的局势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医院的病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原本专注于接收重症病例的霍斯特妇产医院不得不扩大收治范围，尽力满足当地的医疗需求。”“无国界医生”组织向记者介绍，冲突加剧之下，周边的私人诊所纷纷关闭，许多人因失去工作而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更多的孕产妇涌向免费的霍斯特妇产医院，所有职员都在超负荷运转中。
不过，医院里的霍斯特女性还在照常工作，尚未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
阿依夏依然保留着营地厨师在临走时送给她的红色格纹围巾，阿富汗的新消息一次次牵动着她，“希望他们能迎来一个和平、安全的新世界。期待有一天，阿富汗女性可以和我一样，自由地出门、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
在霍斯特妇产医院，当地大多数病人不认字。墙上的插画提醒人们生病时去医院。
在霍斯特妇产医院，一名儿科护士为新生儿病房的婴儿做检查。
阿依夏•那万（右二）与霍斯特妇产医院的同事们。
原标题：我是中国医生，在阿富汗为妇女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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