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社区的童庸生旧居。
这张相片是1925年春重庆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第二排左起杨闇公、萧楚女。
童庸生批注的《史记菁华录》。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郑宇拍摄、翻拍。
核心提示
上世纪20年代，作为早期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人领导了大革命前期重庆地区的多次群众运动，他们不仅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曾发文指出：“四川现在负责的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三同志，均忠实有活动能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别省所不及者。”
“真的就把这些书放在我这里了么？”上世纪20年代的巴县长生乡（现南岸区长生桥镇）一间大宅内，一位妇女向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轻声询问。
“姐姐，就暂时麻烦你替我保管这些书籍，以后我再来取。”说完这番话，年轻男子就转身走进了黑夜……
“他就是我的表外公童庸生，当时他挑了一担书放在我姑婆童显贞家里，就再也没回来取……后来，这担书大多没保存下来，只剩下这几本他批注过的，都捐给了博物馆。”6月17日，在三峡博物馆4楼的城市之路展厅，指着橱窗内展出的六册《史记菁华录》和童庸生、杨闇公、吴玉章等人的合影，童庸生的表侄孙张继琳对记者说。
出生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的童庸生为何走上革命之路？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革命先驱们又经历了哪些坎坷？记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并采访了相关党史专家，力图还原以童庸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在共产主义尚处于萌芽的阶段，是如何坚定地走上信仰之路的。
积极行动，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
6月14日，在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一处已经垮了一半的农家小院前，童庸生的外侄孙赵朝敏对记者说：“剩下的这几间屋就是舅公（指童庸生）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听老一辈的人说，舅公以前最喜欢读书，啥子书都看。”
1919年，20岁的童庸生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并在那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导师、四川举起共产主义旗帜的第一人——王右木。
据《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记载，担任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学监的王右木于1920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时，童庸生就是读书会的重要成员。也正是在成都时期，童庸生先后认识了恽代英、吴玉章、杨闇公等人。
1922年10月，在王右木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和团中央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童庸生当选为首任书记。同样是在1922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团地委”）也宣告成立，周钦岳当选为首任书记。
1923年初，一直在成都从事团的工作的童庸生回到重庆，受聘到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担任教员，并迅速投入团的活动中。此间，他一面按照团的宗旨开展活动，一面去函向团中央请示，在积极发展和训练新团员的同时，制定了“向机活动，务以实力充分”“渐渐发展”的工作策略，得到团中央支持和批准，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在童庸生、杨闇公等人的努力下，涪陵、綦江、南川、江北、巴县等地建立起了团的组织。
“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介绍，重庆多地的团组织成立后，在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和发动以学运和工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对推动重庆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组织涣散，萧楚女奉命来渝整团
在三峡博物馆城市之路展厅内，有一张合影特别引人注目——一位英气勃勃的男子站在中间，旁边站满了学生。
照片中间的这名男子，就是曾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著名革命家萧楚女。这张照片不仅见证了萧楚女在重庆的革命活动，也与当时他奉团中央的命令来渝整顿重庆团地委有关。
事情的起因还是与重庆团地委的领导人唐伯焜等人有关。作为重庆团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初期实际负责人，唐伯焜组织能力较弱，经常不参加会议和活动，同时他自恃创团有功，将重庆团组织视为私有。在唐伯焜的带领下，重庆团地委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
面对重庆团地委的这种状况，许多同志力求加以改变。为此，恽代英、童庸生、张霁帆等都曾向团中央报告，请求能多给予具体指导，或派员驻川加强领导。1924年9月1日，团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四川团组织的问题，并正式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在萧楚女接手整团任务之初，曾计划重建一个重庆团组织，但他很快发现，全盘摒弃等于完全否定了重庆团组织原来的工作及成员。因此，他并没有贸然对重庆团组织采取整改行动，而是带领团员青年投身大革命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对青年团员加以考察。
在实际斗争过程中，萧楚女认识到重庆的绝大多数团员青年，都是忠于革命事业的有为青年。于是，他决定不计前嫌，同时调整思路，团结多数，对重庆团地委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整。
1925年1月，在萧楚女指导下，重庆团地委进行改选。杨闇公当选为书记，童庸生当选为宣传干事，罗世文则主要负责学生工作。“‘一月改选’是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黎余说，由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组成的领导核心也让重庆团地委的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惹恼军阀，刘湘点名缉拿杨闇公童庸生
“舅舅，有人来了。”1925年的一天，童庸生的侄女赵佐珍跑进屋内，对正在开会的童庸生说。
“撤！佐珍，等会儿有人问起，你就说没有见过我。”童庸生说完，就从后门离开了。
看着童庸生离开，赵佐珍才打开大门。“你看到一个戴眼镜、穿灰布长衫的人没有？”门外，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问。
“没有，没有……”赵佐珍话音未落，几个人又往外追去……
“一月改选”之后，童庸生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入到重庆团地委的工作之中。据《杨闇公日记》记载，为了吸引更多进步青年加入SY，童庸生经常带领学生前往校外进行演讲。“我曾经听姑婆说过，表外公说话声音洪亮，演讲特别有说服力。”张继琳说，有一次在演讲中，童庸生指着长江中横冲直撞的外国轮船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还摘下自己的帽子，问在场学生，帽子的材料多少钱？帽子做成后在市场上又卖多少钱？工人得到了多少工资？资本家又从中赚了多少利润？以此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含义。
就是在不断演讲的过程中，童庸生被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盯上，刘湘曾下令，点名要缉拿杨闇公和童庸生两人。“从老家巴县宜家桥到重庆城，一般都要经过巴县长生桥，以前舅公总会在路过时到姑婆家坐一坐。在刘湘下令抓捕后，为了不连累家人，舅公几乎很少回家。”赵朝敏说。
正是在童庸生、杨闇公、萧楚女等人的努力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重庆发展很快，在巴县国民师范等七八所学校建立了支部组织。杨闇公曾在日记中称赞：“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精神贯一的样子，在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勇于敢为，富有思想的和机变的人，不是其他许多有信仰而无实行的勇气方法的人可比拟。”
顺泸起义失败后，童庸生潜行出川，由党保送至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童庸生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乘船返回重庆的途中神秘失踪。
1956年，刘伯承在写给时任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说：“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鼓动的好同志。”
中国YC团始末
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中国YC团”）。《中国YC团纲领》指出，解决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惟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中国YC团的历史使命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后，吴玉章、杨闇公等人便逐渐意识到中国YC团已无存在的必要，应该尽快解散，再按照中共党章标准吸收符合条件者入党。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并无地方组织，因此在具体方法步骤上，他们考虑先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合作。
杨闇公曾在1924年冬的日记里写道：“午间赴庸生处，筹议对于YC与SY今后合作的方向。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很大，我们稍一处置不当，就会种下今后的恶因。”
1925年1月23日，在位于成都市娘娘庙附近的杨闇公住所，童庸生将一封信交给杨闇公。杨闇公认真地看完信件内容后，爽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便是促成中国YC团与SY进行合作的《致蓉YC的一封信》。当天，杨闇公也在日记里写下：“晨起庸生即来寓，给蓉YC一信，我们共同署名，促其与S校合作……”
1925年初，重庆团地委的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吴玉章也在北京经赵世炎、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YC团的一部分成员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团代党”的 独特历史作用
上世纪20年代初，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重庆，建团比较早，建党比较晚。在普遍发展党员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之前的数年时间里，都是由团组织代党工作。而重庆各地的团组织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重庆的团组织一建立，就响亮地向世界发出“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的宣言，自觉地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首要任务。同时，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比如，重庆团地委就领导了“德阳丸案”反日运动、“七·二渝案”反英运动、“美仁轮案”反美运动以及各地普遍开展的声援“五卅运动”等。重庆各地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在这些斗争中，团组织把一批理想信念坚定、斗志顽强、才干突出的骨干分子凝聚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以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为首的重庆团组织的领导核心。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表示，重庆建党史上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展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重庆日报记者 牛瑞祥 黄琪奥
原标题：革命星火 在巴渝大地点燃
学术支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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