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役红军手迹”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日报记者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等人一道，来到红军手迹中提到的江津四面山大洪海进行走访。

△唐文祥告诉记者，80多年前的“红军手迹”就是藏在这个烟道中。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80多年前，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疗伤，为感谢几位百姓的救命之恩，他们在离开时，留下了一份900多字的手迹。

这份手迹被专家定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那么，这份手迹究竟记录了什么内容？它是如何保存至今的？背后又有怎样感人肺腑的故事？带着一连串疑问，日前，记者走访了渝黔两地，揭秘这件珍贵文物所承载的历史风云。

据重庆日报

“唐大爷，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一辈子不会忘！”

“这份手迹你好好保存，等胜利了再拿出来。”

1935年4月6日凌晨，四川洪海（今江津四面山大洪海），几位伤愈后的红军战士与老乡唐树田挥泪告别，临走时留下了一份手迹。

“这份手迹忠实地记录了红军战士与重庆百姓之间的军民鱼水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

“红军手迹”如何保存至今？

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

8月2日，三峡博物馆，记者看到了这份“红军手迹”。

这是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迹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页面发黄，字迹有些模糊，边角部分残缺。

手迹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附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讲述了7位红军战士在重庆江津四面山养伤的一段经历。其中，手迹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手迹是真是假？如何保存至今？

8月3日，记者与专家一起前往“红军手迹”中提到的江津四面山大洪海。

大洪海是一个水库。记者一行进入四面山后又登船前行10余分钟，才来到位于江津四面山镇林海村三组8号的唐家。

“手迹是当年的红军留给我爷爷的。”56岁的唐文祥说。原来，他的爷爷便是唐树田，父亲叫唐安华，两人早已去世。

“父亲曾经给我讲，1935年7个受伤的红军在我家住了两天后，为了安全，爷爷和父亲就把他们送到九凤山的庙子里。”唐文祥说，当年，爷爷和父亲都是晚上十一二点给红军送饭，有时是父亲一个去。“那时父亲只有七八岁，背一个背篓，上面盖上草，下面放吃的，用杨条石照路，送了60来天。”

“‘红军手迹’一直藏在我们家里，先后藏了3个地方。”唐文祥带着记者来到一片苞谷地前说，“这里曾经是我们家的老房子。最初，‘红军手迹’便藏在这座穿斗房子的房梁上。后来，老房子被推倒修了土墙房，手迹便被藏在灶房的烟道中。再后来，我们两兄弟分家，就在旁边修了一座土墙房。因为父亲跟着我弟弟住在里面，‘红军手迹’也随之被移到新土墙房的烟道中。直到2005年，父亲才将手迹拿出来，捐给三峡博物馆。”

对于这件手迹，三峡博物馆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该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称：“手迹的纸张采用民国时期旧法制造，墨迹为旧迹，所记述事情经过与重大历史事件土城战役相关。”

“这份‘红军手迹’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周勇介绍，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最终成就了毛泽东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

周勇认为，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这份“红军手迹”的发现，佐证了这场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7名红军伤员如何在江津养伤？

军民鱼水情最生动、最珍贵的记录

“根据手迹记述，7位红军先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温水镇，后来转移到习水县飞鸽镇，然后再转移到四川洪海的唐树田家。他们在唐家住了两晚后，唐家父子便将红军转移到九凤山的庙子和石岩寨子继续养伤。”江津区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钟治德说。

顺着唐家房后一条小沟往里走大约30分钟，便是重庆与贵州的交界地——飞鸽林场，路旁有一座四川与贵州的界碑，一边是重庆江津四面山（当时属四川省），另一边是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飞鸽林海。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后，记者来到了“红军手迹”中提到的养伤寺庙——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

九凤山金龙寺始建于清代中期，曾经香火旺盛。“红军手迹”中提到，当年寺庙的周和尚“医术高强，会刀伤”，采用“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的办法给红军战士治伤。

如今，金龙寺大门紧闭，殿内堆放着废弃的桌椅，上面布满尘土，庙前空地长满荒草。

那手迹中提到的石岩寨子又在哪里呢？

在唐文祥和另一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沿金龙寺左边山梁继续往上爬。没有路，唐文祥两人走在前面，用砍柴刀砍出一条“毛狗路”，众人勉强行走。大约一公里路程，记者却走了40多分钟，终于来到了当地人称“仙人岩”的石岩寨子。

这是一处悬崖边的天然藏身所。岩嵌两头用丹霞条石砌成，厚度大约1米，关上门，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现场遗留的地基石、火坑、茅坑，以及岩壁上的滴水槽、石门洞等各种遗迹推测，当年这个石岩嵌搭建有5个房间，生活硬件基本齐备。

“红军手迹”里提到：唐树田父子精心照料红军伤员，每天换着给他们送米、送菜、送药；周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

“当时救助红军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但重庆的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这7位伤员，倾其所有，精心救治。”周勇称，这份“红军手迹”是80多年前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最生动、最珍贵的文字记录。

为何留下手迹？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初心与力量所在

“红军手迹”中一共提到四个老百姓的名字：唐树田、唐安华父子，周和尚，陶炳兴。当年，陶炳兴开办纸厂，拿了10吊铜钱给红军作为生活费和治疗费用。　“当年岳父行侠仗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救助了红军，我们觉得很骄傲。”谈起陶炳兴老人，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飞鸽村陶炳兴老人的三女婿廖贵发十分的敬佩。　如今，7位红军伤员初始驻地，也就是陶炳兴的家——大坡乡飞鸽村3—16号的老房子还在。“老房子不远处就是当年陶家的纸厂遗址，遗址后面的石坡上，还有一个60厘米见方的池子，是当年纸厂的贮水池。”习水县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汪德泉说。　通过汪德泉，记者联系上了“红军手迹”中提到的7位红军之一吴贞和的儿子——原习水县工商局副局长、现已退休的吴炳银。

吴炳银告诉记者：“父亲吴贞和是江西会昌县人，1898年出生，1975年病故。1935年4月，7名红军伤员中大部分人伤已治好，父亲的伤却没有好彻底，组织决定将他留下，其余同志返回部队。父亲就到了温水镇娄底村新店子组，然后成家。8年之后，他还亲自去感谢陶炳兴和唐树田，并留下地址。”

翻看“红军手迹”，记者确实在附页上看到一行字——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秋。

周勇说，当年几位红军战士对老百姓的舍命救护、细心照料无以为报，特意写下这份手迹。“这份手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与力量所在，那就是借东西要还，得人民情要偿。”

解密“红军手迹”中的三大疑问

△当年，7位红军的藏身之地——石岩寨子。图为石岩寨子的后门。

△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疗伤院，当年7位红军战士曾在这里养伤。

江津四面山发现的“红军手迹”为什么会使用“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手迹为什么会有三个部分？文内提到的“陈赓”“杨德（得）志”是否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针对这三大疑问，记者采访了我市部分专家学者。

“文中使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番号，应该是惯性使然。”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称，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不久，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因此有人认为，1935年1月长征经过重庆一带的红军，不应自称为“红一方面军”，而应该称为“中央红军”。

“这是从严格的历史学考证角度提出的，现实中未必使用得这样严谨。”周勇称，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番号经常变换。但在惯性之下，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所以，在80多年前的长征途中，7位受伤红军惯性使用部队原来的番号“红一方面军”是完全可能的。

“手迹中的三个部分应是不同时期所写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提出，手迹中第一部分是封面，上面写的“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疑为后来添加的。第二部分是正文，共5页，含落款，是1935年4月所记。第三部分是红军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时所留地址，这是文物正文内容的辅证。

在这份“红军手迹”中，多次提到“陈赓”和“杨德（得）志”，如：“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得）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得）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等。

当时陈赓任干部团团长、杨得志任红一团团长。手迹中提到的陈、杨两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周勇认为有几种可能：一、土城战役后，红军伤亡惨重，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伤员，未必不可能。二、陈赓、杨得志派人护送伤员，这对普通战士而言，就以为护送者就是陈与杨。

周勇说，尽管有这些谜团待解，但这份史料的真实性是毋容置疑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真真切切的，期待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发现更多、更翔实的史料。

周勇还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7位红军伤员自动成立了党小组：“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

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性和战斗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原标题：一段80多年前军民鱼水情的生动记录 探寻江津四面山“红军手迹”背后的故事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