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2周年的日子。

42年过去了，我们对他的思念没有减少一点点。

我们试图从各个方面去还原他的一生，我们写过他的暗战与豪情，写过长征中他与毛泽东的角色转换，我们寻访过他的海外足迹……作为新中国的开路人，他的一生精彩壮阔。

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和他的小超，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传奇，至今还为人们称道。

现今社会，无论50后、60后，还是70后、80后，爱情和婚姻生活常面临一些普遍问题：缺少话题、信任危机、聚少离多、工作太忙、诱惑太多等。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中，却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他们是“灵魂伴侣”

1949年10月11日，周恩来决定在他和邓颖超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西花厅，宴请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代表。

“由于二人养成了不同的生活和睡眠习惯，这天一大早，周恩来不忍心打扰熟睡中的妻子，在详细说明情况后，仍旧满怀歉意地说‘望你谅我无法相商’，体现出他们之间的互敬与互信。”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研究员刘春秀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上世纪50年代初，邓颖超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

1947年春，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延安窑洞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负责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酝酿政务院内阁名单时，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提出，按资历和水平，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被周恩来拒绝。

革命烈士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找到周恩来，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他放下茶杯，看了看邓颖超和江鲜云，又补充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邓颖超听后点了点头，以示谅解。

“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大姐（邓颖超）。对此，邓颖超从无怨言。她和周总理的信仰、‘三观’是一致的，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廖心文说。

在工作上恪守原则的同时，两人相互勉励，共同进步。1947年6月，邓颖超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已先行撤离延安，周恩来还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途中，她将近两月阅存的《晋绥日报》和参考资料都转寄给周恩来。

“《晋绥日报》近对此区情况颇多揭发，而土地斗争材料很多，可选看些，对你是有益处的。”邓颖超在信中说。

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电影、戏剧、健身等。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

1949年7月，邓颖超到上海出差，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这时，延安老友孙平邀请她观赏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看完后，邓颖超深受启发，赶紧把感受写信告知身在北平的丈夫：

“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观后可称名不虚传。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剧情人物表现了崭新的社会——苏联青年的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为感动。表现了青年一代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又表现了其爱情之热烈、深长、坚定，以及冷爽决绝，远避以去，努力于事业的成就，不强人之爱而爱，不防人之爱而爱，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周恩来回信道：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很多人过去一直说两人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革命伴侣，我更喜欢称他们‘灵魂伴侣’。”李爱华说。

邓颖超是经营爱情的高手

“周总理喜欢跳舞，在延安工作时，就经常和女孩子跳。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孩跳舞，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接受。在延安时期，就有一位夫人看到丈夫跟别的人女人跳舞，扇了丈夫一巴掌。但邓颖超就能接受。她和周总理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思想开放。周总理后来在一首曲子中和好几位女性跳，即和一个人跳一个小节，让大家知道，他不是为了接近某位女性而专门和她跳舞。”廖心文说。

1942年，邓颖超在一次青年妇女座谈会上就讲道：“有一些人，心地狭窄，受自私和独占欲的支配，不喜欢甚至干涉自己的异性朋友不能与旁人交往……怕自己的妻或夫的爱情转移，夫妇之外，概无朋友……必须从积极的方面，通过各方的努力去克服上述的现象。使夫妇之外，还能有朋友，爱情之外，还需要友情，则更能调剂夫妇的生活。如果夫妇二人，整日厮守，过着极狭窄的生活，日久必然厌腻、淡薄，爱情非但不能巩固，而且反会恶化。”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邓颖超是经营爱情的高手。她知道丈夫魅力强大，就像斯诺说的那样，‘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也就容易不自主地招蜂引蝶，她就不断吃一点小醋，这恰恰是夫妻生活的粘合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原副馆长李爱华说。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的越南正处于战火之中，伯母在家中一直非常担心伯伯。伯伯回来后，刚进门，伯母就走上前跟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女孩子拥抱，你得抱抱我，亲亲我！’伯伯就非常自然地把她搂入怀里，在她脸上留下一个甜蜜的吻。”

邓颖超和周恩来一起登万里长城。

邓颖超爱情保鲜秘籍第二式是创新。

“周恩来有个小名叫大鸾，邓颖超给他写信时经常称呼他为‘鸾’，落款处写上‘凤’。实际上邓颖超本来没有这个名字，是她专门为他的‘鸾’所起，鸾飞凤舞的信件不在少数。”李爱华说，“邓颖超还会编造一些不合乎正常语法的词句，最有名的就是‘我可想你得太’。”

周秉德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自从1950年搬入西花厅居住后，几乎每年的8月8日，都能看到伯伯和伯母拍结婚纪念照，以使爱情保鲜。

1940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5周年合影。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在你来我往的温馨生活中，两人有没有因家事或工作上的事吵架，让双方不安心的时候？有，但很少。赵炜是从1955年开始在西花厅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当秘书的，直到1992年邓颖超去世。在赵炜印象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只动过一次气。

1973年冬的一天，赵炜吃完晚饭照例走进客厅，陪邓颖超聊聊天，到门口时正遇上周恩来往外走。

“他的表情很严肃，从脸上就能看到他内心的气愤。见到我，周总理说：‘赵炜，你在这儿陪陪大姐，安慰她一下。’说完就走了。我忐忑不安地进了客厅。邓大姐正在饭桌前手扶着椅子呆呆地站着，也是一副十分生气的表情。我悄悄走到她身边说：‘大姐，别生气了，咱俩聊聊天吧。’

我请她讲她早年同她妈妈在一起的情况，因为每次回忆起她妈妈，邓大姐都会很开心。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一会儿，她的情绪就完全稳定下来。他们即使吵架，也不记‘隔夜仇’。我第二天再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时，两人都很坦然，说话举止与平常一样。”

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常出现“女儿”字样

众所周知，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但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常出现“女儿”字样。上面这封信中，“女儿”“小侉”指的都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1947年，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党组织将7岁的李讷委托给邓颖超照管。“大女儿”是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时26岁。

早在新婚之初，邓颖超曾两次怀孕。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当时，家里就邓大姐一个人，正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孩子流产。”赵炜说。

1944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延安。

周恩来得知后，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

“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周恩来说。

“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邓颖超说。

后来，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并于1927年3月21日生产。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可惜胎儿过大，出现难产，医生使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他们把爱融化在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把孙炳文的两个女儿孙维世、孙新世，钱壮飞的儿子钱江，李少石的女儿李湄，何洛的儿子刘则仁等烈士遗孤，看作是可爱的儿女。”刘春秀说。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时，与邓颖超一起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烈士子女。

51年的婚姻，大多是分离

1958年10月12日，邓颖超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当时正值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金门炮战的关键时期，他没有陪同前往。事实上，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各有各的工作，两人经常处于分离状态。

但他们总能创造在一起的机会。只要有条件，周总理走到哪里，邓颖超就跟到哪里。1925年，周恩来到汕头东征，不久后邓颖超也前往汕头做妇女工作。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了上海，邓颖超身体虚弱，仍到上海登广告寻夫。

192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汕头。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邓颖超也跟着去了。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赴苏联治疗，在重庆上班的邓颖超也到苏联陪护。

如果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在一起，即便工作再忙，也要书信传情，营造“在场感”，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向东撤往山西，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信很短，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寥寥几十字足以让人感到宽慰。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两人是分开的，这也是两人通信最频繁的一年。如今留存的74封书信中，有14封都写于这一年。

1954年5月4日，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写信告诉他：

“我从报上、《参考消息》上、收音机上，及时地知道了会议的情况和你们的活动……为你能够得到国际活动的锻炼及直接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机会而欢欣……我要去参加今晚中山公园的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北京市的青年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游园一番。”

寄信的同时，邓颖超还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几朵他们最喜欢的海棠花一并随信寄去，“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信：

“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 ，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并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1955年5月7日，参加完万隆会议，周恩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刘少奇、董必武、陈云等到机场迎接。出发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让周恩来险些丢掉性命。如今丈夫安全返京，邓颖超决定不顾虚弱的身体，到机场迎接。当与前来接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后，周恩来看到了他的“小超”，他笑了，她更是笑开了花，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旁边的接机人员，看到此举也笑了。

“我从邓颖超身上看到，女人是经营婚姻和家庭的主力。周总理不能做到像她那样，否则他就不是周总理了，但他给了她一个女人最需要的那种爱：忠贞不移。”李爱华说。

“在战争年代，周总理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总理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遵从总理的遗嘱，陪伴邓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遵从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也撒入了海河。”赵炜说。

原标题：周恩来与邓颖超：那个年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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