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叶永烈老师今天上午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作为70后，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着他的书长大，他的作品曾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回想起2015年他来北京，我曾独家专访叶老师，他对写作的热爱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叶永烈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简直是个“多面人”：他曾是个爱好科学和写作的北大学生，他是个迷恋数码产品的“技术宅男”，他是“私家档案馆”的馆长，他是个锲而不舍的采访狂人，他是个刨根究底的“细节控”，他还曾被人误以为是便衣警察……他拥有特别精彩的人生。
几年前的那次专访的情景，叶永烈老师说话的神态和语气，似乎还历历在目。
叶永烈20岁写了《十万个为什么》，21岁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22岁写了《科普掠影》、《生活科学》、《四季简史》、《知识之花》……叶永烈回忆，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校园，那时他是一名北大学生。很多人大概没想到，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作品的这位作者居然那么年轻。
《十万个为什么》算是叶永烈的第一部大作，全套书900多个题目，他撰写了300个。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叶永烈的大名，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笔名“叶艇”，这个名字当时频繁地出现在《北京晚报》上。“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2月7日。当时，我21岁，在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同时，我以笔名‘叶艇’在《北京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发表许多知识小品。”他当时笑着告诉我，自己和北京晚报还有再这样一段渊源。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叶永烈科普作品的黄金时代，文革结束后，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月出一本书，一年连出10本的记录。可是1983年之后，他的科普作家生涯戛然而止，走上了另一条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道路，文风突变给人们留下了“双面叶永烈”之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最终，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
“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二是在1983年底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我决心离开科普界；三是经过考核，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从上海科协调往上海作协，意味着从‘科’转‘文’。”就这样，叶永烈的目光从科学转向历史，他的人生色彩也变得更为丰富起来。
叶永烈在上海的书房
虽然我无缘参观叶永烈在上海的家，但是从他带来的照片中，我却可以一窥他书房的情景，书房里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个六层十二格的铁皮档案柜，里面是排列整齐分类标注的磁带、档案、书信，另一个从地板到屋顶的柜子里全是一摞一摞的手稿，甚至他家阳台上的游泳池也改成了档案室。
有一张叶永烈在“游泳池”工作的照片，可以看到池中瓷砖都没有换，四面和顶上搭了玻璃棚子，原本下水的阶梯处加设了一个门，一溜齐腰高的书柜背对背在中间一字排开。“这个柜子是定做的。来安装的师傅一开始还以为我们家是卖鞋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有家鞋店也定做了一模一样的柜子。”
叶永烈笑称他的家就是一个“私家档案馆”，而他自己就是馆长，这些档案不容小觑，里面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正是通过档案，叶永烈破解了中共一大的“密探之谜”。当时正是由于这个突然闯入的“密探”，一大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而这个“密探”到底是谁，多年来没有查清，成为一段悬案。叶永烈为了写《红色的起点》，找到当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督察长的薛耕莘，他说起1921年的往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记得是一个叫做程子卿的人，原是青帮人员，后来被黄金荣介绍到巡捕房，正是他打探到一大的开会地址并闯了进去刺探，幸好与会人员及时撤离，才免于被捕。叶永烈后来想办法从档案中找到了程子卿的工作证，和薛耕莘1972的一份交代材料，印证了这个说法，最终获得了党史专家的认可。
叶永烈采访录音的磁带资料
“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我还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我夫人说我这些年去北京的次数比去上海南京路还多。”当叶永烈笑着说起这些的时候表情很轻松，背后却是一次次艰难的采访经历。
“旧闻记者”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这些人基本都住在北京，因为采访的常常是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事件，吃闭门羹，遭到冷遇是常事，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来北京采访，都托朋友的关系住在公安部招待所，除了我以外，那里住的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可能是我住的次数太多了，后来人家都以为我是上海来的便衣。”
锲而不舍的劲头和灵活多变的技巧让叶永烈成功采访到诸多名人，他三访张耀祠将军，首次把逮捕四人帮的细节公诸于世；他在中南海和陈云夫人长谈，了解了很多家庭趣事，使《陈云传》更为生动可信；他还通过采访和梁实秋夫人韩菁菁成为朋友，韩菁菁信任地把和梁实秋的全部书信给他看……。
叶永烈一向以高产闻名，当我问起他这些年作品的总量，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科普作品1000万字，纪实文学1500万字，行走文学500万字，50多年总共写了3000万字的作品。”
这是大多数作家都达不到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叶永烈对写作的热爱和激情，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将近一半的作品是他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叶永烈曾经经历过两次“危机”，险些无法写作，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他被迫封笔8年，饱受煎熬，当终于有编辑找他约稿，虽然没有一分钱稿费，他仍然狂喜不已。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一家人吃完饭，妻子杨惠芬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支开，叶永烈就趴在矮矮的小饭桌上写字，写好的稿子放在菜篮子里吊起来，一摞一摞的。就是这么拼命地写，攒了一大批稿子，他文革后才能创造一个月出一本新书的奇迹。
第二次危机则是失明。叶永烈的“视力衰竭”早在1991年就发作了，医院当时确诊是视网膜脱落，已经很严重了，他当即在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
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眼睛被纱布蒙起来了，医生嘱咐他说，一个月以内不准看书看报、不准写作，这对叶永烈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于是他就“盲写”。妻子杨惠芬解释什么叫盲写：“他眼睛不看，我拿一个木头的板子给他，上面有一张白纸，他拿着笔在上面写，写出的字，歪歪扭扭的，有时候是重重叠叠的，然后我再帮他抄。”
叶永烈和夫人杨惠芬
然而，手术效果并不好，叶永烈的左眼从此就一点视力也没有了，而他的右眼又是800度的近视。视网膜脱落往往会两眼相继发作，所以医生劝叶永烈换个少用眼睛的职业，要他尽量不要再写东西了，因为发展下去别说工作，就是日常生活都将难以自理。他却说，不能换。
叶永烈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电脑代笔。1992年，他就买了一台当时最新的“286”，使自己成了首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用电脑不像手写那样累，字可以放得很大，眼睛就轻松多了。用了电脑以后我就一直是50万字50万字的在写。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手稿了”。
叶永烈和记者合影
这次危机的一个意外结局是，叶永烈从此走上了“技术宅男”之路，叶永烈的家，常常让去过的朋友大吃一惊，除了电脑和数码相机，体积庞大的商务用复印机、一般家庭很少见的碎纸机、还有各种各样的最新电子产品让人叫不出名字。“就连我那在美国工作了多年的儿子，也称我是‘高科技老爸’。”叶永烈得意地说。
由于视力问题，叶永烈曾经打算在2000年，也就是他60岁那年封笔，然而最终还是封不住，或者说舍不得封，花甲之后反而笔耕更勤，写出了20多本新书。
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他说：“我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生命。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
原标题：叶永烈：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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