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人名叫仓颉，而仓颉的实际身份，正是远古“三皇五帝”中黄帝的“史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字的产生从源头上就与记录历史联系在一起。
大致来说，史官分为两种，一是单纯记录，二是编撰。《礼记》中便有专门负责记录的史官，称为左史和右史。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也就是说，帝王的每一句言论由左史记录，帝王的每一个行动则由右史记录。
我们不能小看这种随时随地跟在帝王身边，记录其一言一行的人，他们无形的监督也会给天子们很大的压力。
虽然这种压力不一定来自皇帝同时代，但是，来自后代的压力，对于活着的皇帝们依然是一种无言的约束力量。
从汉代起，记录类史官开始有所分工，有一类专门负责天文星象等。我国传统认为，天文星象也与皇帝的所作所为有关。还有一类专门负责皇帝的言论举止，其记录的内容称为“起居注”。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
当然，不同朝代的皇帝对于起居注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起居注的内容也有划分，例如，唐代后妃为皇帝侍寝也有详细的记录，包括侍寝的人、侍寝的次数，甚至铺床叠被都有记录。
从事这方面记录工作的，有的朝代叫女史或女官，有的朝代则用宦官。因此，“君举必书”是我国古代史官的分内之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必须记录在案，从而使皇帝成为全天下最没有隐私的人。
按照制度，史官记录的内容皇帝是不能看的。从历史记载看，大多数皇帝遵守了这一规定，但也有少数皇帝破坏了这个制度。
据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就破坏了这个制度。他之所以想要查看史官的记录，显然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后，自己登上皇位有关。
当时负责记录的官员名叫褚遂良，李世民向褚遂良索要史官的记载。褚遂良说：“我从未听说皇帝要看历史记录的事情。”并以此为由拒绝了李世民。
唐太宗说：“我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记下吗? ”
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责任。”
另一个官员在旁边接话说：“皇帝的过失如同日食和月食，人们都能看见。即便史官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着。”
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想看史官记录的念头，到房玄龄任史官时，李世民又向房玄龄索要历史记录。房玄龄开始不同意，但后来答应了。
李世民特意看了关于“玄武门事变”的记载后，反而要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并没有让他们删除历史记录。
李世民之后约200年，他的后人唐文宗也想看史官的记录，自然又被负责记录的史官拒绝了。
唐文宗问：“以前就有皇帝看过，为什么你现在不给我看?”
这位官员回答说：“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职。如果皇帝亲自查看史官的记录，史官在做记录的时候就会有所避讳，这样记录下的内容，后人怎么能相信史书记载呢?”唐文宗只得就此作罢。
这两件事情在《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最初的目的就是给皇帝看的历史教科书。从《资治通鉴》的书名看，它的意思就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借鉴过去的历史，为当今的社会治理服务，也就是“以史为鉴”。
那么，司马光为何要在《资治通鉴》中专门讲到唐太宗和唐文宗查看史官记录的事情?
原来，宋朝也有一个类似唐太宗李世民“兄终弟及”的事件，这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哥哥赵匡胤的皇位。历史上对这件事情的真相有不少说法，但都没有实实在在的记载。
人们探究这个原因时发现，宋太宗继位后做了一个规定：史官的历史记录要给皇帝看过，然后再进入史馆存档。从这个细节上看，宋代历史记录中关于赵匡胤之死没有清晰的记录，有可能是宋太宗审阅史官记录后删改的结果。
然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在宋太宗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意写进唐太宗的事情，就是以委婉的方式，对宋太宗赵光义提出批评，并告诫宋朝以后的皇帝。
宋哲宗元祐时期，当时有一位史官名叫吕陶，主管皇帝的日常言行记录。有一次，一位大臣上殿与皇帝议事，要求皇帝屏退左右和史官，一副要与皇帝说悄悄话的架势。
吕陶当即说：“要皇帝左右离开已经不妥，怎么能再让史官也离开呢?大臣与皇帝商量事情要对史官保密，可见内容不是光明正大。”
《宋史》记载，宋哲宗随后发布诏令，规定以后议事，史官必须在场。由此也可见，只有心虚、心中有鬼的人，才会担心史官写的是什么。如果坦坦荡荡，以天下为公，根本无须担心史官的一支笔。
也正是因为从远古就有史官这一从业人员，我们才有了历史沧桑变化的记载，才可以“以史为鉴”， 才有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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