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1884-1967），字次崙，湖南新化（今新邵县坪上镇）人。1908年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1912年，该校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省立第四师范合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张干任校长。
因学校合并，1913年春考入四师预科的毛泽东被编入一师预科第三班，重读半年预科后，编入本科第八班。自此，毛泽东和张干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交往。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早年“交往”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秋期开始，每个学生须缴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因其他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强烈反对，尤其是从四师预科转来而要多读半年书、多交半年学杂费的学生呼声更高。有人说，这是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主动建议的”，于是，学校掀起了一场驱逐张干的学潮。
同学们印发《驱张宣言》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迹”，企图通过舆论搞垮张干。毛泽东看后，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他指出，我们要想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如何办学不力。他很快拟出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张干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并组织同学连夜赶印，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同时，学生们还向省府派来调处的督学提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的口号，督学只好答应下学期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
张干闻听此讯，羞愤交加。他得知《驱张宣言》是毛泽东所为时，当即决定要挂牌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但遭到教员杨昌济的坚决反对。
杨昌济先后联络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另一方面，学生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的誓言。迫于压力，张干同意不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仍给毛泽东“记大过一次”处分。
“学潮”平息后，张干自觉无颜继续呆在一师，主动向省府递交辞呈，黯然退出。对于这次事件，《毛泽东年谱》一书作了如下记述：
1915年春期末，为反对由校长张干提议、省议会作出的要学生缴10元杂费的新规定，一师学生掀起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改写一传单，广为散发，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经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员劝说作罢。7月，张干被迫辞职。
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为从事革命活动走南闯北，与张干失去联系。1945年8月21日，时任湖南省立六中校长的张干，从报纸上看到蒋介石第二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文后，不明就里却书生气陡发，以老师名义起草电报：“延安，毛润之学弟勋鉴：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派人连夜发出。文中要毛泽东“应召赴渝”“幸勿固执”，措词欠妥。
1949年7月，张干因年老体弱，辞去省立六中校长职务，回到家乡后，依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划为地主，生活困窘。为了生计，他再赴长沙，受聘于妙高峰中学任教。尽管如此，其生活困难仍无以解决，有时竟无米为炊。
张干
“极为系念”
1950年国庆前夕，时任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原湖南一师学生、毛泽东的同班好友）来到妙高峰中学看望张干。当周世钊谈及将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问老校长有什么事需要告诉毛泽东时，张干心中五味杂陈，只说了一句：“你代我向他问好吧。”
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特设家宴，款待当年一师的师友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和周世钊。席间，周世钊向毛泽东反映了张干的窘况，并转达其问候。当毛泽东得知张干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时，感慨万千，由衷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毛泽东还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师范生交10元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毛泽东叮嘱周世钊马上写信告诉张干，政府将给予他照顾，以安慰贫病交加的老校长。还于10月11日致信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
张次崙、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袁仲谦的遗孀戴常珍）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同时复信罗元鲲：
赐示敬悉，甚为感激！先生及张次崙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持政治清洁，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协助。袁吉六（袁仲谦）夫人亦在其列。张先生及袁夫人请代致敬意。
王首道接信后，立即派人到张干家中传达毛泽东来信的内容，并向他表示慰问，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张家。张干感激不尽，夜不能寐，于10月30日致信毛泽东：
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田士清）、惇元（周世钊）诸弟及吾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岁秋征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呈，敬希钧鉴。专此布谢，并颂政祺。
毛泽东接到张干的信后，于12月14日复信：
十月三十日惠书，并为中苏条约致贺一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
这是张干首次收到毛泽东直接写给他的信。信中所道“极为系念”，使他欣喜若狂。
1952年8月30日，张干致信毛泽东，说老友罗元鲲已接到湖南统战部通知，定于9月中旬到北京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希望能和罗结伴同行。毛泽东于9月5日在张干来信上批示：
即送徐冰同志：请于日内致电长沙统战部通知此人，于九月中旬偕罗元鲲先生同来北京一游。此人是过去湖南师范学校校长。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会见了张干、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等师友，并共进午餐，请张干坐首席。叙谈间，张干检讨了在当年那场学潮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立即摆手：“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毛泽东陪他们参观中南海，并看了电影。
在京期间，毛泽东不仅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为张干等师友检查身体，还派人陪同他们游览京津名胜，而且请张干等在国庆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为纪念这次北京之行，张干特意刻了“张干之印”和“张次崙章”两枚铜质图章。
毛泽东写给张干的信
书信来往
为使张干能安享晚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工作安排问题。1952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数学老师）希望留京工作的来信上批示：“请罗迈同志酌处。如留此人在京，则张干、罗元鲲亦有请求留京之可能。”罗迈，即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11月5日，毛泽东又在张干请求进中央文史馆的来信上批示李维汉：“此人是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时期没有做过坏事。请考虑是否可以加入文史馆。”8日，李维汉致信毛泽东：“我曾和张干、张有晋、罗元鲲三位谈过话，罗仍要回湘，二张决留北京文史馆。”11日，毛泽东在李维汉来信上批示：“我已和张干、罗元鲲二位谈了，劝他们回湖南，北京生活费用较高，不如湖南好，他们在湖南都有顾问、参议一类的待遇。他们已同意回去。”张干也考虑到北京生活较高，一人收入难养六口之家，最终放弃留京机会。回到湖南后，他先被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被聘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除聘金外，还有学校薪水可领，一家生活有了保障。
20世纪60年代初，张干致信毛泽东，请求帮助将其外孙女从山西调回长沙工作，“以便侍养”。为给老校长分忧解难，毛泽东于1963年3月24日在其来信上批示：
请中央组织部商山西省委，酌情处理。写信人张干，是我四十五年前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年大约八十以上了。
同时致信周世钊：
老校长张干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应为外孙女——作者注）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周世钊接信后，立即到张干家中看望，转达毛泽东的关切之意，并将张干的情况信告毛泽东。5月26日，毛泽东复信周世钊：“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崙先生为盼。”“复信一封”，即回复张干的信：“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张干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热泪盈眶。
1967年1月21日，张干与世长辞，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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