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君建议取消直播打赏引发网友热议。直播打赏对于直播平台和主播有多大的意义？取消直播打赏会有多大的影响？
3月5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采访了一家重庆公司负责人文涛。文涛现在在做直播公司，还曾打造直播平台。他认为，如果真的取消了直播打赏，无论是对直播平台还是主播都将是沉重打击，特别是依赖打赏分成的“中腰部”主播。
某平台的打赏充值界面 来源：APP截屏
业内人士：
没有打赏收入很多主播要失业
文涛表示：“我看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取消直播打赏这个新闻。作为直播行业的从业者，这个新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因为无论是直播公司、主播还是直播平台，现在最大的盈利模式还是直播打赏。”
2017年，文涛就组织了直播公会，曾在斗鱼、YY等直播平台排名靠前，收入最高利润突破了100万。如此高的利润从何而来？文涛介绍：“直播的收入主要有三块构成，最直接的就是直播打赏，这也是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其次就是主播有一定名气之后，会有商家愿意出资，提供直播广告实现流量变现；最后一部分就是主播线下的商业活动以及平台签约费，这是只有头部主播或有一定流量基础的主播才有的权利。”
如果取消直播打赏，对主播有哪些影响？文涛认为：“对于头部主播来说，就算没有打赏，但他们仍有不错的签约金、线下商业活动、直播广告和直播带货的收入作为保障。人数众多的‘中腰部’主播主要收入来源是直播打赏。除了打赏之外平台给的补贴大多只有小几千元。没了打赏收益，他们将很难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秀场主播转为带货主播也很难，很多主播擅长才艺表演，但并不擅长吆喝卖货。”
文涛认为，取消直播打赏除了对大多数主播无法承受，直播平台一样无法承受：“运营一个直播平台，看的人越多、流量越高，阿里云、腾讯云提供的服务器通道费就会越高，所以没有变现手段的流量对平台来说是一种负担。如何把流量价值最大化转换，是所有平台都在努力的一件事。”
文涛承认，当前机制下直播打赏的确存在问题：“从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直播打赏被规范化是迟早的事。直播界有句话叫‘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小号’，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说明：直播打赏大多是冲动型消费，其消费的主体人群是收入不高的普通人，所以这几年才出现了这么多有关打赏主播的新闻。有的是未成年人拿着父母的存款打赏，有的是网上贷款打赏，还有的甚至是挪用公款打赏……”
知名主播冯提莫在直播中 开源：直播视频截图
未成年人打赏160万
对簿公堂平台自愿退还全部打赏
正如文涛所说，直播打赏有一大诟病就是诱导一些未成年人私下大额打赏。这频频导致发生纠纷甚至起诉到法院，社会舆论对直播打赏相当不利。去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一起典型案例。
2020年，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原告刘某生于2002年，初中辍学。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月5日，刘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得知后，希望某科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 遭到该公司拒绝，双方对簿公堂。
一审法院判处某科技公司退还部分金额，刘某不服提起上诉。经多番沟通协调，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原告撤回起诉，涉案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经履行完毕。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案。最高法回应未成年直播打赏问题明确指出：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网络进行游戏或者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某女主播直播期间不断有粉丝送直播打赏 来源：直播视频截图
全国政协委员张颐武：
正面价值的直播收费类似知识付费
虽然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取消直播打赏，但也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加强监管，而不是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当下社会争议颇多的直播付费网络打赏行为时认为，这需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实际上，在直播平台，很大一部分主播来自非遗领域以及戏曲行业，他们迫于疫情影响，或是主动参与到传统文化传播领域中来，借助平台进行直播，其内容具有正面价值，如果能够通过平台获得一些收益，在传播过程中得到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张颐武看来，如同大众进入剧场，同样需要购票一样，直播打赏更像是传统业态的数字化体现。“它实际上同知识付费类似。”张颐武说。
他表示，未来应该在政策上支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事业，通过直播付费、网络打赏等模式，取得适当合法、合理的收入。张颐武认为，面对发展中的问题，“促进和规范两方面并存”，要加强有效监管，加强行业自律，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引导，以此避免不规范的现象发生。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也建议，将网络秀场直播划分成两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一类直播是某项领域的专家，以输出内容的优质性来吸引受众。二类直播则是“没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容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内容的直播”，包括部分八卦新闻网络直播、“纯颜值”直播和非专业“舞蹈”直播等。
肖胜方认为，一类直播和二类直播的管理差异在于直播打赏限制，建立“二类直播打赏强制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这有助于引导网络直播者将精力花在直播内容上，减少庸俗、无聊直播产品的产生；同时可减少打赏者冲动之下的盲目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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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不满10周岁的小吴在某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11天内通过APP给多名主播打赏共143次，金额近10万元。后来，父母发现银行卡、支付宝内余额大幅缩水才发现异样。2019年年底，一审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小吴同学6万元，驳回小吴同学的其他诉讼请求。2020年11月，常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上网课”三个月打赏近25万
2021年7月11日，云南普洱市民袁先生突然发现微信“零钱”、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少了将近25万。原来今年4月份，他们的儿子小袁迷上某款网络游戏和游戏直播，便以上网课为由向父亲要来手机玩游戏、看直播打赏。民警接到报警求助后，对账单反复核对，发现小袁给主播打赏136次，每次金额最少10元、最多30000元，合计打赏248253.6元。民警与该直播平台反复沟通，最终该直播平台同意退还19860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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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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