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党史微信公号消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消息传出，外界哗然。

在这一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事件前后，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是什么反应？今天，让我们借助档案文献，拨开历史迷雾。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西北大联合初现端倪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陕北将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然而，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征战，红军到达陕北时，已由瑞金出发的8万人减员至数千人。当时，中央红军连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也仅有一万人。与国民党的兵力相比，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就达10余万人，还有17路军和其他杂牌部队，以及尾追而来的蒋系王均和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合起来也有二三十万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存身吗？

1935年10月，蒋介石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对陕北红军的“清剿”，交由代总司令张学良全权指挥。

张学良年少气盛，以为不足万人的红军本是疲惫之师，劳师远征，立足未稳。与自己10倍于红军的东北军相较，红军势必不堪一击，“剿共”理应旗开得胜。他没曾想到，东北军刚与红军交手，便被打得丢盔卸甲，望风而逃。110师被歼灭，师长何立中毙命，接着109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自杀。军事连连失利，让张学良警醒过来。他说：“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增强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身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红军初到陕北，毛泽东即指示“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信中说：“东北军之与红军固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

就在与东北军秘密接触和谈判的同时，毛泽东把眼光转到西北军。12月5日，毛泽东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杨虎城，另一封给西北军总参议杜斌丞。他致信杨虎城说：“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日之人，不问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毛泽东致信杜斌丞，是希望杜影响杨虎城，共建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杨虎城深受触动。他和张学良一样，在民族危亡之际，极为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认为这是蒋的惯用伎俩，是“借刀杀人”之术。当蒋介石的中央军大举进攻陕西时，杨虎城感到危机已经来临，眼下只有与中共合作，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才能走出窘境。

况且，西北接壤苏联和蒙古，从这里可以寻求到苏联的帮助。“军事上先打通国际路线”，不仅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与中共合作的动机，也是西北各地方实力派共同的企望。蒋介石借刀杀人也罢，分化瓦解也罢，最终是蒋介石把西北的3股力量推到了一起，从而使西北大联合初现端倪，中共与红军也因此而在陕北立足存身。

尺牍统战外交

初到陕北，中共和红军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期待着与所有愿意抗日的个人和团体联合。为此，毛泽东频频致信国民党和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卓有成效的尺牍统战外交。

当时，国民党第84师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毛泽东致信第84师师长高桂滋，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

毛泽东在此期间频频致信各地方实力派，以期实现联合抗日的局面，如阎锡山、韩复榘、张自忠、傅作义、邵力子、李宗仁、冯玉祥……在这些书信中，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组成联合抗日战线。希望他们与中共“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尚祈致意蒋先生（指蒋介石），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其抛嫌释冤、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共御外侮的愿望，已溢于信件的字里行间。

张学良与“义兄”蒋介石

反蒋、逼蒋、联蒋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组织。”“抗日反蒋”的口号由此提出。

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张子华汇报后，致电给与东北军谈判的李克农，电文说：“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抗日，曾扩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正是这个新的倾向，促使毛泽东调整对蒋方针。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据相关文献记载，在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曾两次致电蒋介石等，一次是10月26日，一次是12月1日。在前一封信里，毛泽东再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期反帝斗争的勇气”。后一封信正值蒋介石调集260个团的重兵向陕北“围剿”之际，“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苏区不可之势”。毛泽东在信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蒋介石做“救国救民之豪杰”，不做“亡中国者”；奉劝蒋“放下屠刀，立地为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但蒋介石怎么听得进去，他十分自信可以在“最后五分钟”解决中共问题。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毛泽东来信的11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了，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蒋介石，在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学良、杨虎城前往迎接。（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西安事变善后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电报，其主要内容是：“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留少量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麒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这次事变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又说：“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12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如下方针：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集中主力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地区，与敌决战，各个击破，大大开展战局。同日，毛泽东为中华军委主席团起草指示电，其中就有“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以为南京对西安的讨伐，可以解救他。有鉴于此，12月15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共谋国共合作，共赴国仇。希望他们“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并呼吁国民党，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将讨伐陕北的中央军增援晋绥抗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发表西安事变通电开会讨论，研究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明确指出：“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从西安事变发生到12月19日，仅仅7天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明智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大兵集结陕北，国民党中枢各派借机做文章，张、杨内部意见纷呈，争论十分激烈，以至快到失控的程度。而红军力量微小，在陕北又立足刚稳。如此险恶的态势，“杀蒋”肯定会引起天下大乱。纵观诸种情势，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事变外，别无他途。毛泽东是个战略家，对此明察秋毫。经过7天的深思熟虑，他毅然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电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2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成立国内和平”的四项条件，这四项条件是中共的一贯主张，也基本是共产国际来电所列的“甲乙丙丁”。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蒋的嫡系胡宗南等处，告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宋子文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于12月22日偕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与西安方面谈判，端纳作为调停人从中斡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现了曙光。谈判中，蒋介石对双方商定好的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但不作书面保证，回南京后将逐条执行。

25日，张学良独自一人护送蒋介石等飞洛阳。

26日，蒋介石、张学良等抵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原标题：西安事变前后，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反应，非常时期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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