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婚的事，最近又有了新的风向。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对婚前告知义务，做了一个新的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在婚姻登记前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申请撤销该婚姻。媒体对这个新的表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纷纷论证其现实必要性。

我也觉得这个规定很好。不过从以往的立法实践看，一个良好的立法本意，能否产生正面的社会效应，还需要通过时间来检验。比较困扰我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重大疾病”，法律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还有举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证明自己已经告知了对方你的病情？这两个技术性问题看起来有点瞎较真，但其实很重要。看起来，未来的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很有必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病？

最近有个案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河南省南召县几个农民因为失地等问题多年信访，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寻衅滋事罪，各自领刑一年六个月。类似的案子比较常见，那这个案子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第一个情况是，其中65岁的贺立顺，在案子开庭之前就死在了看守所里。南召县公安局和死者家属采取“私了”的办法处理此事，在并未尸检的情况下做出了“正常死亡”的结论。第二个情况是，该案一审宣判后，有关方面要将患有冠心病的贺立军“再度收押”，但看守所竟然拒绝接收。

对基层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案子是怎么个状况。几个被当地政府视为“刺儿头”的年迈农民，因为屡教不改，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本来要告他们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是有高人指点，说这个罪名很难成立，于是在开庭之前，检察院临时追加了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一审中，敲诈勒索罪果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但寻衅滋事罪却得到了认定。你要问我，这几个老农怎么就寻衅滋事了呢，我也不太清楚，但从法院的判决看，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是，四年前在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南期间，到巡视组的驻地“打横幅、冲击宾馆门口”。

让人感到不好理解的地方是，如果涉案四人真的做出了“冲击”的行为，当地司法机关应该及时做出反应，不应该拖这么久。但从媒体的报道看，所谓打横幅和“冲击”，并没有得到很有力的证据支持。那么，是不是老百姓向中央巡视组反映问题，在当地看来就是一种“罪状”呢？如果地方法院这么认定，未免有点政治不正确。

客观地看，地方政府确实面临“信访考评”的压力，但化解这种压力的方式，却能反映出基层治理的水平。贺姓四人在信访一段时间后，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停访息诉”的协议，在两年时间里基本相安无事。但因为当地含糊承诺的林权证一事迟迟得不到落实，他们又走上了信访之路。但这一次他们碰到了“硬茬”，大概是因为南召县换了领导，他们一去县纪委，就被抓了起来，一个多月后就被批捕了。一个民生问题，就此升级为刑事案件。贺立顺在看守所意外身亡之后，检察机关依然对其他三人提起公诉，从中不难看出“打击”的决心。两次开庭之后，勉强判了个众所周知的“口袋罪”，终于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终结”了这桩公案。但是，这真的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吗？

南召县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河北滦平县八旬老太李淑贤。李老太也是因为信访的问题，被地方法院判处寻衅滋事罪，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两次骨折、生活不能自理，却仍然不能保外就医。但耐人寻味的是，去年十二月初，承德市人大副主任、滦平县委原书记蔡福浩落马的同一天，李淑贤就被假释了。有的事实在太不得人心，谁也不愿意揣着那块烫手山芋。南召县的贺立军为什么在判刑之后被看守所“拒收”呢？道理大概也是如此。谁的心里还没有一块明镜啊？

基层的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但我总是相信，在涉及民生的问题上，除了“雷霆手段”还应该有“菩萨心肠”。你发展经济也罢、整治社会秩序也罢，目的是什么呢？还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若是遇到了什么矛盾就祭出“牛刀”，只怕牛刀和鸡都不会答应。

（文/蔡方华）

原标题：化解“信访考评”的压力，不能靠“口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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