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视频截图
新京报消息，公安局长31万、政委10万、交警支队长33万……这里，拿着官位像菜市场卖菜一样明码标价的，就是当年河南信阳公安局长李长根卖官案。然而，法院判决早已敲下法槌，李长根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病死狱中，但尘埃至今尚未落定。
据澎湃新闻报道，根据漯河中院之前发布的李长根判决书，有媒体人何光伟核对出30人的买官者名单，向信阳市公安局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判决书提及的买官者名单遭到拒绝。今年5月20日，他对信阳市公安局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该局拒绝公开信息行为违法，并判决该局答复关于“买官者名单”的申请。11月19日，信阳市浉河中院公开审理此案，并未当庭宣判。
从现行法律上看，信阳市公安局拒不公开信息的做法也有一定道理。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但这里的政府信息也有限制条件，即“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就李长根卖官案而言，“买官者名单”由法院履行审判职能中获取并记录，与公安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没有直接关联，所以让公安机关来公开“买官名单”，的确不太合适。而作为审判机关而非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法院也没有法定的约束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信息就不该被公开，在这种情况下，更为适合的信息公开主体，应该是当地纪委监委。
从有关报道看，李长根涉及的是受贿犯罪，而其他买官者则涉及行贿。鉴于他们大都具有公职人员身份，行贿行为既构成违法，也构成违纪，属于纪委监委监督主管的范围。
纪委监委对查办的案件，有依法依规公开信息的义务。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在《纪律处分条例》中，也有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在适当时间和一定范围内公开的规定。
就此案来说，既然案情早已大白天下，并未涉及什么不宜公开的秘密事项，何光伟可以向当地纪委监委申请，将“买官名单”予以公开，而有关部门也有积极配合的义务。也只有这样的开诚布公、良性互动，才能彻底打消公众的心头疑云，维护法纪的权威性。
对此事来说，弄清楚信息公开的主体当然具有法治意义；然而，最重要的是，要借此让对买官人员的处理是否得当这一议题，重回公众监督的视野。
据报道，为了谋求职务调整，有关人员给李长根的“上贡”少说10来万，多者数十万，这远远超出了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立案标准。
也就是说，一些人向李长根行贿的财物中，大多数属于公款，更有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之嫌，理应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根据公开的信息，对李长根案的有关行贿人员，仅是作出“警告”、“降职”“等宽大处理了事，“上级出于队伍稳定的考虑，未追究行贿者刑责”， 这种“法外开恩”之举是否合乎法纪规定，有待商榷。
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虽然可能在公开主体上值得商榷，但并不影响此举的正面意义。如此“斤斤计较”，才能履行公民监督的法定权利，而有关部门也应打开盖子，以公开透明的处理，释放接受监督、维护正义的诚意。
原标题：卖官者落马，“买官名单”为何秘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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