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截图。
新京报消息，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作者醋醋）广为传播。文章谈的是几年前的老问题——“超级对撞机”（CEPC）该不该建，但写作手法却极其“新媒体化”。中心思想就是盛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在建“超级对撞机”问题上坚决的反对态度：“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同时揭露出“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
这篇文章采用了一些自媒体最喜欢用的“内幕写法”，仿佛洞察了科学界种种斗争的本质，把杨振宁、温伯格、爱因斯坦、丘成桐、王贻芳、李淼等人内心活动描绘得“栩栩如生”。可实际上，这些描写不过是为了把读者带往一个方向，那就是国际“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 动机不纯，科学基础没有实验支持，注定无望，而杨振宁院士“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从这些“上帝视角”的表述，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位科学远见超越爱因斯坦、洞悉国情又富有家国情怀的杨振宁先生。站在杨先生对立面那些人，要么科学水平不行，要么动机实在不纯，要么不爱惜国力民力。
以"宫斗”来解读争论，是科学的庸俗化
目前，一些平台已经发表了多位科学家的评论，提出醋醋文章里对“超级对撞机”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理解都存在严重错误。在此，不再赘述。
回归到常识上，我们还应该重申，对于科学问题或大科学工程，不宜如此情绪化地“带节奏”。比如作者把王贻芳院士提出对撞机、物理学家们支持千亿工程的理由归结为“幸运”，迎合对高能物理所知甚少的一般读者的理解能力，成就了自己的“10万+”，实际上只是借助杨振宁这样的权威人士，来抹黑持对立意见的科学家群体。
从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提出超级对撞机项目已经有好几年了，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也众多，这无论在国内外科学史上，都是正常现象。因为任何阶段，在科学前沿发展方向上都存在争议，如果已经完全没有争议了，那也不是科学前沿了。
事实上在科学界，即便是杨振宁院士这样的权威，提供的也只是本人的看法，而不是“最终答案”，更不是“上帝视角”。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参与了多项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世纪又陆续建成了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数十个中国主导的大科学工程。这些工程在决策之际，也经历了很多争议，争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的是耗资巨大，有的是科学问题已经数十年悬而未决，有的是同行们并不看好。
可我们必须看到，对于大科学工程的决策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可能保证建成之后会立竿见影收获巨大成果。比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百年之前关于引力波的预言，物理学家们曾经苦苦搜寻数十年毫无结果，一直到2015年LIGO项目才找到第一个信号，又经历半年谨慎的确认才公诸于世。而LIGO项目已经运行二十多年，成员多达上千，分布在世界各国。在收获第一个成功之前，他们又何尝不是始终处于争议之中？只是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上千科学家耗资巨大搜寻引力波，二十年来一无所获”这样的嘲弄文章罢了。
存在不确定性的就不该做，这很不“科学”
就像爱因斯坦也曾经遭受冷遇，甚至遭受上百位科学家联名反对，我们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闹剧，说什么 “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要知道在科学发展过程，没有人能够提前几十年、上百年预知最终结果如何，就连爱因斯坦本人也曾经不看好引力波，甚至想否定它的存在。
科学界事实上不承认任何个人是绝对权威，面对重大科学工程决策有博弈、犹豫、反悔都正常，愿赌服输就是了。就像美国议会在耗资20亿美元之后又撤回了对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支持，把高能物理的发展机会拱手让给了欧洲，之后才有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美国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后者的成功。
今天无论杨振宁先生的反对，还是其他科学家的支持，都是他们凭借自身科学认知做出的预估，这是学术观点之争，是君子之争。我们不必盲目相信任何人的判断，因为那不符合科学精神。
同样我们也不必强迫他们为各自的观点打包票，如果中国没有建成CEPC错失了重大发现没能占领制高点，或者中国建成CEPC却没有“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而对科学家们横加指责，那也不符合科学精神。
就像醋醋文章里说的“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在这些重大科学工程决策上，我们不能凭个人喜好打扮或者丑化科学家群体。面对前沿科学的发展，这样的重大科学工程决策其实还不是最困难的，更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理解科学提高全面科学素养，不跟着网红文章的节奏走，不把科学家们庸俗化，超越追捧/抹黑这种形式，看到科学家们所看到的“远方的风景”。
原标题：用“宫斗”解读杨振宁王贻芳对撞机之争，是把科学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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